[1]               编者注: 编者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由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博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些认识, 以下列出他的的学历和专长:  精通两国语言(法语和英语)的伍德布里奇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获取史学硕士学位, 过后到法国图卢兹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若干非基督教大学任教, 包括巴黎法国大学研究院宗教部, 现任伊利诺斯州(Illinois)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研究教授. 他是美国与法国几个主要历史学会的会员, 包括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美国教会史学社、美国18世纪研究会、法国17世纪研究学会、法国近代与当代史研究会等. 伍德布里奇写过不少历史著作, 包括专题著作如《法国大革命前期叛乱》和比较通俗的书如《基督徒教会伟大领袖传》、《何只征服者》、《基督的大使》等. 他还出版过一些神学与圣经研究著作. 此外, 他出任过《今日基督教》月刊高级编辑两年. 敬请读者格外注意的是: 伍德布里奇是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 所以极可能信奉天主教. 因此, 读他这编访谈和其他作品务须谨慎辨明, 提防天主教的错误教义, 或倾向天主教色彩的错误思想(有关天主教的错谬, 请参2001年2至4月份, 第15至17期《家信》的“揭开真相: 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 无论如何, 《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刊登了伍德布里奇的这篇访谈, 因为他精通“教会历史”, 且在“教会暴行”的课题上发表了富有洞察力的解析.   

[2]               编者注: “the Crusades”指西方天主教徒组织的反对穆斯林国家的几次军事东征行动.

[3]               编者注: “the Inquisition”是指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 

[4]               Ken Schei, “What is an Atheist for Jesus?”, 见网址: www.atheists-for-Jesus.com/about.htm [2000年1月10日].

[5]               D. James Kennedy, Why I Believe? (Dallas: Word, 1980), 第118, 121页.

[6]               Peggy Polk, “Papal Stale: Despite His Recent Ills, Pope John Paul II is Focused on the Future”, 见《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 1995年6月5日.

[7]               编者注: 在《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一书中, 李伯明按一般词典将英文“Christianity”一词译作“基督教”, 但“Christianity”不应被译为基督教, 因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宗教. 圣经从没教导我们, 主耶稣基督来世界的目的, 是要在地上设立一个“宗教”, 来作它的“教主”, 并设立许多“教条”和“教”信徒严守它们来换取救恩; 这是世界的宗教所教导和实行的. “宗教”教导我们行善来得救, 但那本为善的主耶稣, 替我们行善, 为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主耶稣不是“教主”, 乃是“救主”; 这是基督信仰与世上宗教的最大分别. 我们所传的, 不是一个“宗教”(religion), 乃是一位“人物”(person); 我们不是传教, 而是传道(神的道 — 主耶稣基督, 约1:1,14); 信主耶稣的人, 也不是“进教或入教”, 而是归入基督的身体(林前12:13), 归入主的名来聚集(太18:20).[7] 所以把“Christianity”译为“基督教”会使人误解它不过是一般“宗教组织”, 但若译为“基督信仰”便可免除这不必要的误解. 有鉴于此, 《家信》把原文中所有“Christianity”一字译作“基督信仰”.

[8]               编者注: 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是纳粹德国元首, 早年在狱中写《我的奋斗》, 仇恨共产主义和犹太人, 任德国总理(1933)后称元首(1934), 实行法西斯专政, 重整军备,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杀死6百万的犹太人, 至终因战败而自杀身亡.

[9]               编者注: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是瑞士神学家, 反对自由主义神学, 为新正统神学(即“辩证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反对纳粹(Nazis), 但他的政治观属于社会主义, 故不赞成反对共产主义. 其著作《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 1932-62)以耶稣的复活作为基督信仰的中心点. 

[10]             编者注: “嗨尔”(Heil)是表示欢呼、致意等, 原为纳粹致敬的语词.

[11]             编者注: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 哲学家, 主张开明君主制, 信奉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经验论, 两次被捕入狱, 后被逐出国, 著有《哲学书简》、哲理小说《老实人》及历史著作等. 敌对圣经的伏尔泰曾说: “到了下一个世纪, 世上将不会有一本圣经存留.” 他表示“百年以后, 圣经就要被放进博物馆里去了.” 但是一个世纪过去以后, 他的印刷所和他自己居住的地方, 都被日内瓦圣经公会(Geneva Bible Society)买下, 作为圣经仓库. 英国政府于1933年12月24日, 以50万美元的价格, 从苏联人手中买得极有价值的“西乃抄本圣经”(Codex Sinaiticus). 就在那同一日, 伏尔泰作品之首版, 在巴黎书店只卖1角1分而已. 此外, 伏尔泰的许多作品现今在市场上已经难寻(就快放进博物馆了!), 但圣经迄今历久弥新, 始终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 每年销量不下300万册, 被翻译成1,500多种语言, 真是名符其实的“书中之书”. 如果伏尔泰今日目睹这一切, 他必定后悔当初不该说出藐视圣经的言词. 见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60页; 张之宜著, 《中国五经与旧约探微》(台北: 中国主日学协会, 1990年), 第2页.

[12]             Patrick Glynn, God: The Evidence (Rocklin, Calif.: Forum, 1997), 第157页.

[13]             卢奇安 (或译“路迦诺”, Lucian, 主后120-180年)是古希腊作家和无神论者, 作品多采用喜剧性对话体裁, 讽刺和谴责各派哲学的欺骗性及宗教迷信、道德堕落等, 著有《神的对话》、《冥间的对话》等.

[14]             见 Lucian, The Death of Peregrine, 第11-13页, in The Works of Lucian of Samosata, translated by H. W.  Fowler and F. G.  Fowler, 4 vol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49), 第4卷.

[15]             编者注: 游斯丁(Justin Martyr, 另译“查斯丁”, 主后100[?]-165[?]年)是基督徒教会的早期“教父”, 结合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而奠定历史神学基础, 曾上书护道, 后被罗马皇帝判处死刑, 所以被俗称为“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16]             见 Justin Martyr, First Apology: Ante-Nicene Fathers,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and James Donaldson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73).

[17]             编者注: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李伯明译, 《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2年), 第183-191页. 上文中一切没有注名“编者注”的脚注(footnote)皆引自此书.

[18]             陶理主编, 李伯明, 林牧野合译, 《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新界: 海天书楼, 2001年三版), 第79-80页.

[19]             博饶本著, 梁素雅, 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年), 第15页.

[20]             约翰.甘乃迪著, 刘志雄编译, 《见证的火炬》(台湾: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年二版), 第70-71页.

(C) 罪行一: 十字军的屠杀

史: “让我们跨前一步, 基督教十字军(the Crusades)有两个世纪想把穆斯林(Muslims, 即“回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从圣地(指耶路撒冷)驱逐出去.”(史特博打开一本历史书)“这里有一段可怕的记载, 描述第一次十字军怎样进入耶路撒冷.”



我们的部下有些割了敌人的头, 有的用箭射敌人, 从城楼上掉下来, 还有人把他们丢到火焰里多受一点痛苦 … 你得在死尸和马匹之间择路而行. 但是和所罗门殿发生的事情比起来, 这些都是小事 … . 在那里, 你乘马得从高及膝部和马缰的血流里走过. 那真是神的公正而光荣的审判, 这地方应该充满不信基督者的血, 圣地受他们的亵渎实在太久了.[6]



史: “你同意十字军是‘公正而光荣的’吗?”

伍: “这样的杀戮当然令人憎恨, 无可忍受. 事情发生了吗? 是的, 发生了. 想起来让人心痛吗? 是的, 让人心痛. 我并不想原谅它, 也不想作什么合理的解释. 可是你的问题 — 十字军公正不公正 — 需要一个是或不是的回答, 我认为多提供一点有关情况, 比较有用.”

史: “请吧!”

伍: “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 1042-1099)于1095年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他作过一次出名的讲道, 群众回应时高呼, ‘上帝的旨意!’ 十字军东征继续进行, 直到1291年基督教在圣地的最后一个要塞陷落, 那时一个叫作阿克里(或译“阿卡”, Acre)的小镇又被穆斯林占领. 耶路撒冷是在1187年再度落入穆斯林手里的. 教皇于是号召贵族等人去圣地把耶路撒冷从穆斯林手里夺回来, 穆斯林被认为是基督的仇敌. 我们若能设身处地想, 我们就能了解那些早期十字军何以会认为是在给基督做彪炳千古的事业. 如果你研究实际的情况, 你就会深深地感到难过. 事实上,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 参加者并没有到达圣地. 他们只到了君士坦丁堡(另译“康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把它抢到手, 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其后发生过大量流血战争. 西方基督徒残杀东方基督徒.[7]



“除了暴力以外, 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参加者中有些人的动机.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61-1216)曾训令人民, 参加十字军就能得救; 找人替他们出征, 也能得救. 这个建议显然歪曲了真正的基督信仰(Christianity), 把圣经的教导当作儿戏, 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历史上基督信仰的信念. 穆斯林夺回耶路撒冷之后, 对十字军动机的评估, 更加困难. 后来一些十字军东征, 牵涉到基督徒到圣地去拯救处于绝境的基督徒. 但是总的说来, 不管每人的用意如何, 说句公道话, 十字军的贪婪和屠杀, 给基督信仰形成一大污点, 形象十分丑陋. 而且这不只是21世纪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在13世纪初叶, 就有若干基督徒表达了同样的意见.[8] 十字军理想破灭的一个原因, 是由于十字军对真理作了破天荒的歪曲. 历任教皇在回来几个世纪内试图发动十字军, 但是他们得不到政治上和民众的支持. 基督信仰的理想和十字军所作所为的报导, 其间有天壤之别, 因而大家对新的十字军远征丧失了兴趣和热心. 这就回到我们所说的假借基督之名做的事, 与真正代表耶稣教导的事之间的区别. 你把耶稣教导的与十字军东征的屠杀放在一起来看, 实在没有方法给十字军所为找出道理.”



史: “有个非基督徒, 说十字军东征证明基督徒想压迫别人, 和别人同样残暴, 你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

伍: “我要说这种说法, 单从十字军的角度来看, 不无道理. 有些人假借基督之名做了他们决不应该做的事. 但我要指出, 不是每件假借基督之名做的事, 就事论事, 都应该算在基督信仰的账上[参附录: 十字军东征与“基督信仰”和“基督徒”无关]. 不过我不想避开十字军东征期间出现过许多可怕的事. 他们应该忏悔, 因为那些事, 完全违反了十字军以为他们所追随的耶稣之教导. 重要的是, 要记住在这里出了毛病的, 不是耶稣的教导, 而是某些人的行动, 那些人无论为了什么理由, 大大乖离了耶稣那清清楚楚的教导 — 要我们爱我们的敌人(太5:44). 这个原则是主张发动‘正义战争’时必须考虑的. 在反对伪善和残暴上, 没有人比耶稣更能直言无隐了. 因之, 如果批评家认为十字军的种种行为应该被谴责为伪善和残暴 — 基督一定站在他们那边, 他们会得到他的首肯的.”[9]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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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十字军东征与“基督信仰” 和“基督徒”无关

(A) 引言

自从2001年的911事件过后, 全球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恐怖袭击和反恐活动. 有者甚至建议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联合组织“十字军”, 来反抗和消灭极端回教徒的恐怖活动. 一般人认为历史上的“十字军”是由基督徒发起的, 与基督信仰关系密切. 其实不然, 因为十字军实际上是罗马天主教的暴行, 与基督徒或基督信仰完全无关.



(B) 基督信仰与天主教的差异

(B.1) 基督信仰的定义

“基督徒”(Christian)一词首见于徒11:26: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首.” 这里的门徒是指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因此, 正如《简要牛津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所定义的: “基督徒”意为“相信、承认、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而“基督信仰”(Christianity)则是指“基督徒所信的真道”(the Christian faith), 或指“基督和他使徒们的教义”(doctrines of Christ and His apostles).[10] “Christianity”一词在中文常被译作“基督教”, 但正确来说, 基督徒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religion), 而是一个人(person, 即耶稣基督), 且与世上所有的宗教有天渊之别(世上宗教都要求靠善行得救, 基督信仰却只要求靠信心得救), 为了避免与世上宗“教”混淆, 我们选择将之译作“基督信仰”.



有者称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或称“罗马大公教”)为“旧教”, 将 “基督信仰”(Christianity)称为“新教”或“更正教”. 但一般而言, 人对教会历史不大了解, 往往含糊地将基督信仰与天主教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 在广义上, 笼统地把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即希腊天主教)和其他所谓的新教教派都包括在“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一词内, 把所有天主教徒所做的事, 统统算在基督徒的帐上, 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B.2) 天主教的起源

回顾历史, 主后30年左右,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成立教会之后, 有许多人成为基督徒(参使徒行传地2章). 那时众使徒还在, 神也透过他们传递神的旨意, 写下了不少新约圣经书卷, 教会历史学家称之为“使徒时代”, 当时的教会被称为“初期教会”(也叫“古代大公教会”). 初期召会时代, 几乎所有异教徒的罗马皇帝都以残酷手段逼迫杀害基督徒. 经过大约300年之久(主后30-313年), 不但未能消灭基督信仰, 反而罗马境内有一半以上(有者认为三分之二)的人信主耶稣.[11] 主后313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主后274/280-337年)因见异象而“承认归主”, 接着下令宣布将基督信仰定为国教,[12] 并给予教会领袖(特别在首都罗马居住的人)在宗教及政治上极大的权柄和影响力.



主后440-461年间, 利奥一世(另译“利欧一世”, Leo I)曾被一些历史家称为第一任教皇. 他声称是奉神委派为众监督的大主教, 并于主后445年获得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 主后419-455年)的承认. 他自居为“全教会的主宰”, 掌有全球教皇的专权. 主后590-604年, 贵格利(或译“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 主后540-604年)被正式认为是第一任教皇. 虽然他拒绝“万国主教”这称号, 但在实际上却已执行这称号所拥有的权柄, 手操宗教与政治大权.[13] 1054年,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大主教将罗马的教宗利奥九世(Leo IX)逐出教会, 故天主教便闹分裂, 分为西方教会(罗马天主教)和东方教会(东正教, 即希腊天主教). 陈润棠评述道:



“主后461年利奥一世(Leo I)自立为罗马教皇开始, 至主后590年的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断然宣布罗马的教皇为“普世之父”, 以后即形成了罗马天主教, 一直沿用至今. 其后天主教日渐背离圣经真道, 变质腐化下去, 整个欧洲落入著名的‘黑暗时代’, 以至后来有改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 reformation)之发生.”[14]



由于罗马天主教在发展过程中, 加添了许多不合圣经的教义;[15] 直到1517年,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领导了一连串的宗教改革运动, 导致日后许多基督徒离开天主教, 成立了现今所见的各大宗派. 因此, 不是基督信仰从天主教而出, 乃是天主教从基督信仰而出; 天主教背离和败坏了初期(第一世纪)的基督信仰, 引致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 改革的原先目的, 就是回到最初纯正的基督信仰.



(C) 十字军东征的历史

(C.1) 十字军的起源

十字军, 英文“Crusades”的“crux”是拉丁文“十字架”的意思. 十字军又叫“十字军运动”(Crusades Movement), 于1096至1291年间由罗马天主教教皇发动, 目的为收复圣地或圣城耶路撒冷. 此十字军东征的战争前后共有8次,[16] 历时近2百年. 西方教会十字军制服的胸前或肩膀绣上十字徽号, 并举起印有十字形军旗, 故称“十字军”.



自基督升天后, 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安提阿传向欧洲等西方地带, 建立了各地初期的教会. 起初基督徒普遍遭到逼迫, 但到了主后313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承认归主”, 且宣布基督信仰为国教, 逼迫便终止了. 由于信仰与政治的联合, 各种属人的制度和革新被引进教会, 导致教会逐渐变质与腐化, 成为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 许多忠于神话语的基督徒只好脱离天主教, 私下聚会. 正因此故, 他们也遭到天主教的反对和迫害.



主后570年,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632)出生于阿拉伯的麦加(Mecca)城. 他自称为“安拉(或称“阿拉”, Allah, 即上帝)的使者”, 并于610年在麦加城创立了伊斯兰教(或称“回教”), 过后于622年在麦地那(Medina)[17]建立神权国家, 基本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到了632年, 回教崛起, 并用武力征服各地, 传播其教义, 天主教及西方国家便遭到这个来自东方的威胁. 阿拉伯回教徒(或称“穆斯林”)于638年就征服和占领耶路撒冷、安提阿、叙利亚等基督信仰的要地. 到了750年, 回教版图更扩展东至印度, 西至埃及和西班牙, 跨越欧亚非三大洲. 无论如何, 阿拉伯回教徒仍允许西方天主教徒自由来往圣地耶路撒冷. 不过塞尔柱(Seljuk)王朝的土耳其回教徒于10世纪时兴起, 并吞各地. 1076年攻占了阿拉伯人400多年前占领的耶路撒冷, 即阻止西方朝圣者前来, 诸多刁难, 并抢劫天主教徒商人. .



主后1054年, 天主教的教会已因神学观点相异、政治重心、地理环境和言语文化等问题, 分裂成东方小亚细亚的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与西方拉丁教会(即“罗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前者又名希腊东正教(Greek Orthodox)或希腊天主教(Greek Catholic Church), 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总部, 后者仍以罗马城为中心.



由于回教势力的扩张, 局处于希腊和小亚细亚一带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 Byzantine)和东正教教会开始受到回教的威胁, 感到恐慌. 皇帝迈克尔七世(另译“米克尔七世”, Michael VII, 于1067-1078出任皇帝)向当时罗马教皇贵格利七世(Gregory VII, 1020-1085; 于1073-1085出任教皇)求救, 他认为这正是修补东西方教会裂痕的好机会, 亦是重新一统天下的良机, 便邀德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 1050-1106)出兵, 此乃十字军概念的萌生.



到东罗马阿历克塞一世(另译“亚勒克修一世”, Alexius I, 1048-1118)[18]出任国王期间(1081-1118), 又向当时法兰西籍的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 1042?-1099)求援. 乌尔班二世便于1095年, 通过了关于整顿教会的法规, 并于同年在法国南部的克莱蒙(Clermont)向聚集在那里的教会显要和普通人民宣布: “从耶路撒冷边境和君士坦丁堡城内, 传来了可怕的信息 … 一个被诅咒的民族, 一个完全背离上帝的民族 … 攻入 … 那些基督徒居住的地方, 烧杀抢掠, 使人口大为减少.” 教皇说到这里, 开始列举土耳其人的暴行, 提到亵渎教堂, 强奸基督徒妇女, 拷打、杀戮男人, 他还用以下的言语打动法国人的自尊心: “想想查理曼(俗称“查理大帝”, Charlemagne)[19]的伟大. 最勇敢的士兵们 ! 你们都是神勇无畏的祖先的子孙, 不要消极落伍. 大家应忘记彼此间的仇恨, 结束所有争吵, 中止所有战争. 出发! 走上前往圣墓的道路, 把土地从那万恶的种族手里抢回来.”



讲话结束时, 群众中有人高呼: “Deus Vult! Deus Vult!”(意即“上帝所愿”或作“上帝的旨意”, 但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战争显然并非上帝的旨意, 笔者按). 乌尔班二世听到这种回应时很开心, 就把“Deus Vult”作为十字军的战争口号, 并建议每个战士的衣服缝上十字架的记号.[20] 就这样, 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 在克莱蒙(Clermont)所召开的“克莱蒙会议”上, 宣布组织十字军, 前往巴勒斯坦把圣地耶路撒冷从回教徒手中夺回, 他还宣布凡从军者罪可得赦, 战死者可得永生(圣经从未如此应许, 笔者按), 免去炼狱之苦(炼狱是不合圣经的谬论, 笔者按);[21] 他强调基督亲自为统帅, 基督徒应当响应这圣战! 在隐士彼得等的煽情宣传之下, 全面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 使人感到若不加入十字军, 就是一件可耻的事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引了许多人受感召参军, 发动一场不圣的圣战!



(C.2) 十字军的动机

陈润棠指出: “当时罗马教皇的声望如日中天, 教皇权势凌驾各地皇帝之上, 为向世人昭示他是基督教世界的真正元首, 并为扩张罗马大公教势力, 十字军终于应运而生. 初期十字军由不少颇守纪律的军旅组成, 其后参与者良莠不齐, 有武士、贪婪商人、雇佣兵、酒徒、无业游民、农奴、囚犯、土匪等龙蛇混杂乌合之众, 到处趁火打劫. 此外, 第10世纪罗马帝国经济不景气, 意大利开了两个港口, 需要与东方经商, 作为东西方中心的耶路撒冷仍在回教徒手中, 从中阻扰国际贸易, 所以应把圣城夺回, 打通东方商道.”



最初十字军东征的动机纯为宗教热诚, 为要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可是过后参杂了不少政治、经济、权力地盘及寻找“圣徒遗物”等复杂因素, 早已远离原先的目的. 另一方面, 由于参战者中有许多的囚犯、土匪、酒徒、贪婪商人等恶者, 十字军成为凶残的军团, 抢劫残暴事件便无可避免了.



(C.3) 十字军的东征

(1) 第一次的十字军(1096-1099)

第一次正式的十字军是在1096年出发, 全部有30万大军分成几支人马, 大部分是法国人(因当时的罗马教皇是法兰西籍的乌尔班二世), 沿途四处抢劫, 并杀害不少犹太人. 1097年5月攻打土耳其首都尼西亚(Nicea), 到8月中攻抵以哥念. 1098年6月3日攻克安提阿, 经大屠杀后, 发现所谓的“神圣长矛”(Holy Lance)而振奋十字军心. 1099年7月15日围攻耶路撒冷1个月, 终于成功收复圣地. 但可悲的是, 全城居民几乎尽遭杀戮, 据估计7万多人死于非命. 这些十字军后在安提阿与耶路撒冷间建立了4个拉丁小王国, 即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安提阿公国(principality of Antioch)、伊得撒郡(county of Edessa)和特里波利郡(或译“的黎波里郡”, county of Tripoli)、.



(2) 第二次的十字军(1147-1149)

伊得撒(Edessa)是十字军最早建立的一个国家. 1144年, 新回教势力冒起, 辛治(Emir Zengi)攻陷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伊得撒. 1146年, 教皇犹金三世(另译“尤金尼三世”, Eugenius III, 于1145-1153年出任意大利籍教皇)委任圣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22]呼召组织新十字军, 以防圣城落入回教徒手中. 第二次十字军由法国国王路易七世(Louis VII)和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领导, 这两军于1148年6月在圣地相会, 并与耶路撒冷王国领袖们协商, 讨论先攻打大马色城(即现今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 Damascus). 当大军围困大马色城时, 他们为谁将取得这块土地而起争执. 与此同时, 土耳其回教徒前来反攻. 在以后几个月, 由于疾病和土耳其人的游击战, 使十字军逐渐崩溃, 最终两人功亏一篑. 辛治的回教国勇将萨拉丁(或译“沙拉丁”, Saladin, 1137?-1193)[23]于1171年攻克了埃及, 1187年又占据了耶路撒冷. 圣城再次失陷, 引发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事件.



(3) 第三次的十字军(1189-1192)

罗马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1123-1190)[24]、法国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1165-1223)[25]和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一世(the Lion-Heart Richard, 1157-1199)[26]带领新十字军誓把耶路撒冷从萨拉丁手中夺回. 不过红胡子腓特勒力在北叙利亚途中小河溺毙. 法国国王因长期染病决定回国, 只剩下英王狮心理查坚持到底. 双方争执不下, 1192年, 狮心理查与萨拉丁订下5年和平协议, 使基督徒可以在巴勒斯坦沿海的走廊地带自由来往.



(4) 第四次的十字军(1202-1204)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61-1216)梦想罗马教廷能够带领会众, 取得一次伟大的宗教胜利, 于是他组织另一次十字军去达成这梦想. 不过整个计划却演变成十字军向另一个“基督教国家”进攻的暴行. 这次十字军的原定目标是埃及, 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被废的国王说服十字军帮他进攻君士坦丁堡, 以助他登上皇位. 君士坦丁堡城破后遭奸淫掳掠, 城中最好的珍贵文物、艺术精品、文献图书等全被抢光, 给东正教人民留下极其惨痛和无法磨灭的印象, 加深了东方与西方教会的裂缝.



被废之王的儿子终于登上皇位, 但这皇帝拒绝报答所谓的“恩人”; 十字军于是再席卷君士坦丁堡, 尽掠一周之久, 废了这位所谓“忘恩负义”的王, 另立鲍德温(或译“百特威”, Baldwin of Flanders)为君士坦丁堡首位拉丁皇帝. 这个拉丁皇朝由1204年维持到1261年, 并且委任了一位拉丁大主教. 但西方教会对东方教会的影响力并不因此增加, 第四次十字军反倒加深东西方教会的不和. 这种自相残杀的伤痕, 形成东西方教会永不可修补的裂痕. 十字军毁掉君士坦丁堡也等于毁掉了那免受回教侵略的最后一道屏障, 反而为回教势力的扩张铺路.



(5) 童子十字军(1212)

这时发生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 天主教中的一些狂热分子转而鼓吹只有天真纯洁的儿童才能收复圣城. 1212年, 法国牧童史蒂芬(Stephen?)和德国男孩尼古拉(Nicholas?)分别集合了两支儿童十字军, 参加者都是12岁左右的男女儿童, 德国儿童十字军约2至3万人. 他们既无组织, 又无供养, 散漫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热那亚(Genoa, 意大利西北部港市)进发, 沿途多人死于饥饿、疾病, 成为野兽猎物. 少数到达热那亚后, 因无人照管, 生活无著, 最后一部分人逃回故乡, 一部分人流落在意大利. 法国儿童十字军的遭遇更为悲惨, 约有2万人, 抵达马赛港(Marseilles, 法国东南部港市)后, 被一些威尼斯(Venice, 意大利东北部港市)的奸商骗上了7只船, 其中两只船在前往地中海途中遇上风暴沉没, 另外5只船到达埃及后, 全被卖为奴隶.



(6) 第五次的十字军(1218-1221)

这是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再次发起组织十字军, 由匈牙利王安鲁率军前往埃及作战, 因耶路撒冷当时落在埃及回教王的掌控中. 安鲁虽然成功占领埃及的达米艾他(另译“达米伊塔”, Damietta), 但因内斗而复失败, 相传仅获得耶路撒冷“圣十字军”遗迹为战利品.



(7) 第六次的十字军(1228-1229)

1215年,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又再组织十字军时, 德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194-1250)[27]曾答应参加, 但后来却没参与. 教皇便把第五次十字军失败的原因推到他身上, 把他开除教籍. 1228年, 腓特烈二世为向东方扩张势力, 率十字军进行第六次东征. 教皇为了打击腓特烈二世的势力, 却下令禁止他东征, 并重申惩罚腓特烈. 腓特烈二世不予理睬, 他利用埃及苏丹与大马士革总督之间的矛盾, 于1229年与埃及缔结了为期10年的和平条约. 根据条约, 埃及交出了耶路撒冷等城市及从耶路撒冷到海岸的走廊. 可惜1244年, 埃及苏丹出兵成功重占耶路撒冷, 圣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以色列收复.



(8) 第七次的十字军(1248-1250)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重新发动另一次十字军.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亲率法兰西骑士十字军进攻埃及, 此乃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1249年攻占埃及一地区, 但于1250年进攻埃及首都开罗(Cairo)时兵败被俘, 后被部下用重金赎回. 他在阿克里(Acre)城住了4年, 试图呼吁欧洲一致对付伊斯兰国家, 但乏人响应, 遂于1254年返回法国, 第七次东征又以失败告终.



(9) 第八次的十字军(1270)

1270年, 法国国王为报1250年兵败之仇, 发动第八次东征. 此时欧洲人对东征已失去信心, 更加无人响应. 路易九世(Louis IX)不听法兰西贵族及近臣的劝阻, 带领雇佣骑兵进攻北非的突尼斯(Tunis). 在突尼斯登陆不久, 全军染上瘟疫, 大批死亡, 路易九世本人也死于瘟疫, 残部只好返回法国. 过后, 教皇曾多次号召组织十字军, 都未实现. 原为十字军占领的东方领土, 逐渐被回教徒先后收复. 1291年, 埃及攻占了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里城, 屠杀了6万多信徒. 至此, 十字军东征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连绵200年的战祸, 死伤数百万人之众.



(D) 十字军东征的得失

总括而言, 耶路撒冷于1071年被土耳其回教徒攻占, 但在1099年, 十字军(第一次的东征)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四个十字军之邦. 可是, 自从1187年萨拉丁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之后, 十字军多次东征都未能收复圣城. 十字军在13世纪被局限在沿海一个狭长地带, 以海港阿克里(Acre)代替耶路撒冷为他们的都城. 在13世纪, 十字军东征唯一成功的是德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在1128-1129年率领的东征, 他们通过交涉立约收复耶路撒冷, 但教皇拒不承认, 因为腓特烈二世已被革除教籍. 耶路撒冷于1244年再度失陷, 被埃及苏丹攻占, 落入回教徒手中, 直到世界第二次大战后才被英军攻占, 过后交给以色列. 1250年之后, 埃及王朝的苏丹们逐渐削弱那些十字军建立的王国. 1291年, 他们占领了阿克里, 结束了天主教徒在叙利亚的统治.



十字军没有达到他们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原先目标. 年深日久之后, 十字军运动逐渐离开圣地. 到了13世纪, 教皇们发起的十字军不仅针对欧洲的异端如亚尔比根派(Albigensians), 还针对公教(天主教)君主如上述的德王腓特烈二世. 无可置疑, 十字军东征显然偏离了耶稣基督和新约圣经的教义. 事实上, 早在13世纪就出现了反对十字军东征的批评, 例如卢尔(另译“卢勒”, Raymond Lull)[28]就主张采用和平布道团去带领回教徒归信基督, 而无须派遣大军去征服他们, 因为武力的压制无法真正的征服, 人类的历史不断证实了这个不变的事实!



(E) 结语

陈润棠贴切总结道: “十字军东征之后, 常有历史学家认为十字军无意中打通东西(方)路线, 促进贸易来往, 以及沟通东西(方)文化与经济,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 却种下血海深仇, 铸成大错, 留下无穷无尽的祸根与污点, 长久以来成为回教攻击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借口与把柄, 更成为宣教(宣道)工作无法清除的大绊脚石、最大的拦阻, 无辜的基督教(基督信仰)也牵连受累, 蒙受不白之冤, 倾地中海之水也洗不清. 今时今日, 若以‘反恐’为由, 妄用‘Crusade’(十字军)之词, 实在是愚不可及. 为此, 为基督的福音, 真正的基督徒应辩白是非, 勇敢起来表态澄清事实并严正的申明; 若有机会, 更应向回教的朋友表明讲个清楚, 以期拆除一切拦阻福音的藩篱.”[29]

作者：石子

刊登于2005年3&4月份第57期<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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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 编者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由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博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些认识, 以下列出他的的学历和专长: 精通两国语言(法语和英语)的伍德布里奇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获取史学硕士学位, 过后到法国图卢兹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若干非基督教大学任教, 包括巴黎法国大学研究院宗教部, 现任伊利诺斯州(Illinois)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研究教授. 他是美国与法国几个主要历史学会的会员, 包括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美国教会史学社、美国18世纪研究会、法国17世纪研究学会、法国近代与当代史研究会等. 伍德布里奇写过不少历史著作, 包括专题著作如《法国大革命前期叛乱》和比较通俗的书如《基督徒教会伟大领袖传》、《何只征服者》、《基督的大使》等. 他还出版过一些神学与圣经研究著作. 此外, 他出任过《今日基督教》月刊高级编辑两年. 敬请读者格外注意的是: 伍德布里奇是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 所以极可能信奉天主教. 因此, 读他这编访谈和其他作品务须谨慎辨明, 提防天主教的错误教义, 或倾向天主教色彩的错误思想(有关天主教的错谬, 请参2001年2至4月份, 第15至17期《家信》的“揭开真相: 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 无论如何, 《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刊登了伍德布里奇的这篇访谈, 因为他精通“教会历史”, 且在“教会暴行”的课题上发表了富有洞察力的解析.

[2] 编者注: “the Crusades”指西方天主教徒所组织的反对穆斯林国家的几次军事东征行动.

[3] 编者注: “the Inquisition”是指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

[4] Ken Schei, “What is an Atheist for Jesus?”, 见网址: www.atheists-for-Jesus.com/about.htm [2000年1月10日].

[5] D. James Kennedy, Why I Believe? (Dallas: Word, 1980), 第118, 121页.

[6] 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Dallas: Word, 1982, 1995第二版), 第189页.

[7] 编者注: 更正确的说法是“西方天主教徒残杀东方天主教徒”. 有关这可悲的流血事件, 请参本文附录: 十字军东征与“基督信仰”和“基督徒”无关 [(B.3.4)第四次的十字军].

[8] 编者注: 例如西班牙哲学家和传教士卢尔(Raymond Lull, 或称Ramon Lull, 1235-1316)就主张采用和平布道团去带领回教徒归信基督, 而无须派遣大军去征服他们.

[9] 编者注: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李伯明译, 《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2年), 第191-195页. 上文中一切没有注名“编者注”的脚注(footnote)皆引自此书.

[10] J. B. Sykes,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7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164页.

[11] 参谢家树所著的《有问有答》 (台北: 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0年), 第71页.

[12] 君士坦丁很可能未真正重生得救. 米勒(Andrew Miller)指出, 在君士坦丁“承认归主”的事上, 可能军事因素(为打胜战)多过个人需要(为使罪得赦免, 灵魂得救); 他定基督信仰为国教, 也可能政治因素(为使国民效忠政府, 安份守法)多过信主之故; 因为直到死时, 他都承认自己是“召会的元首”和“异教徒的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 参Andrew Miller, Miller’s Church History (Addison: Bible Truth Publishers, 1980), 第223-225页.

[13] 哈雷(Henry H. Halley)指出, 贵格利一世(Gregory I)是位秉公行义, 乐于施舍, 救济穷人的教皇. 可惜他之后的教皇们却非如此, 参Henry H. Halley, Halley’s Bible Handbook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65), 第771页.

[14] 陈润棠著, “还基督教一个清白: 十字军东征与基督教无关”. 载《金灯台》, 活页刊, 第101期, 2002年9月号(02.9), 第1页.

[15] 例如开始敬拜马利亚(431年); 开始引入炼狱的教义(593年); 开始崇拜遗物与偶像(787年); 开始守圣母升天节(819年); 售卖赎罪卷(1190年); 一般信徒不准阅读圣经(1229年); 宣布天主教是唯一的真教会, 在它里面才有救恩(1303年); 七种圣礼及炼狱被宣告为信条(1439年)等等. 余俊铨著, 《实用个人布道手册》(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社, 1996年), 第132-133页.

[16] 十字军东征的数次一般说是七次或八次, 但有者认为应该把十字军当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战役运动, 除了几次大规模的远征以外, 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远征. 同上引, 第278-279页.

[17] 麦地那(Medina)是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西部的城市, 是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的陵墓所在地, 亦是伊斯兰教圣地之一.

[18] 阿历克塞一世(Alexius I, 1048-1118)是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即东罗马帝国)的皇帝(1081-1118)和科穆宁王朝的创建者.

[19] 查理曼(Charlemagne, 742-814)即查理大帝, 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 号称“查理一世”). 他扩展疆土, 建成庞大帝国, 加强集权统治, 鼓励学术发展, 兴建文化设施, 使其宫廷成为繁荣的学术中心.

[20] 陶理主编, 李伯明, 林牧野合译, 《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新界: 海天书楼, 2001年三版), 第276-277页.

[21] 罗马天主教教廷宣布参战者可以免税和豁免债务, 财产和家庭受到保护. 它保证十字军人获得“免罪”, 可进天堂, 减免他在炼狱停留的时间. 教皇也派出十字军布道员, 组织经济援助和设法提供运输, 这在12世纪初通常由海上供应. 同上引, 第278页.

[22] 圣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是法国天主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的创建者和院长(1115). 这位神秘主义者著有《论恩宠与自由意志》、《致圣殿骑士团书》等.

[23] 萨拉丁(Saladin, 1137?-1193)的阿拉伯语姓名是Salah-ed-Din Yusuf ibn Ayyub. 他是埃及和叙利亚苏丹, 阿尤布王朝创建者, 促进伊斯兰教的发展, 击败十字军, 占领耶路撒冷(1187), 并抗击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

[24] 号称“红胡子”(red-beard)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1123-1190)是德意志(German)国王(115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Holy Roman emperor, 1155-1190). 他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1159-1177)争权, 多次入侵意大利(1154-1186), 在莱尼亚诺战役中战败(1176), 最终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途中溺死(1190).

[25] 腓力二世(Philip II, 1165-1223)又称Philip Augustus, 是法国卡佩王朝国王(1180-1223). 他扩大王室领地, 加强王权, 与英王理查一世(Richard I, 1157-1199)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0).

[26] 号称“狮心王”(the Lion-Heart)的理查一世(Richard I, 1157-1199)是英格兰国王(1189-1199). 他因率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1)而成为后世传奇中的骑士楷模. 他在返国途中被奥地利的公爵(Duke of Austria)俘获(1192), 以重金赎身(1194)后再度加冕, 最后在反对法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1165-1223)的战争中负重伤而死.

[27] 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194-1250)是西西里国王(1198-1250)、德意志国王(1212-1220)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1250). 他力图统治整个意大利, 与教皇发生冲突, 被教皇三次处绝罚(即开除教籍). 他发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 并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28] 卢尔(Raymond Lull, 或称Ramon Lull, 1235-1316)是西班牙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传教士(宣道士, missionary), 遍游小亚细亚和北非, 劝说穆斯林(回教徒)归信基督. 他认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离不开神学, 著有护道作品《伟大的艺术》等.

[29] 陈润棠著, “还基督教一个清白: 十字军东征与基督教无关”. 载《金灯台》, 活页刊, 第101期, 2002年9月号(02.9), 第2页. 以上附录主要参考上引书, 以及陶理主编, 李伯明, 林牧野合译, 《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新界: 海天书楼, 2001年三版), 第276-281页.

(D) 罪行二: 宗教的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s)始于1163年, 那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训令各地主教去找出邪门外道, 并对异端邪说者采取行动. 后来发展成大恐怖的场面, 审判秘密进行, 宗教法庭裁判官具有无上权威, 完全缺乏法庭的合法程序, 被告不知道原告的姓名, 没有辩护律师, 并且使用严刑逼供. 拒绝悔改的人被交给政府处以火刑.



史: “宗教裁判为什么会突然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 真正的基督徒何以能参加这样的暴行?”

伍: “宗教裁判的根源可以推溯到罗马教廷对异端问题, 尤其是法国南方亚尔比根派(或称“阿尔比根教派”, Albigenses; 又名“卡特里派/迦他利派”, the Cathars)间的异端, 深表忧虑. 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毫无疑问是在提倡异端思想和实践.[6] 传统的劝导办法 — 比如派遣传教士去 — 没有发生作用. 设立宗教裁判是成了防止异端邪说流行的另外一种办法或策略. 同时背后还有政治因素 — 北方法国人正在寻找借口干涉南方各省的事务.”

史: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宗教裁判?”

伍: “是的, 不错. 基本上说, 宗教裁判有三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我刚说过. 第二次高潮起于1472年, 当时伊莎贝拉(或译“伊萨伯拉”, Isabella)[7]和斐迪南(Ferdinand)[8]合力建立西班牙宗教法庭以当作王室工具, 幕后还有教皇权威支撑.[9] 第三次高潮始于1542年, 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决心追捕新教徒(Protestants), 特别是加尔文派教徒(Calvinists).”

史: “因之, 自称基督徒的天主教徒虐待自称基督徒的新教徒.”

伍: “是的, 这又一次显示你实际上不能说‘一个教会’.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当代人往往把异端和政治上的鼓动叛乱视为一体. 如果一个人被认定为持异端邪说者, 他或她也很可能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叛乱分子. 比如以塞尔维特(或译“迈克尔·塞维塔斯”, Michael Servetus)[10]的审判而论, 国家终于把他处死. 有人控告他持有异端邪说, 但是国家为什么那样害怕他呢? 就因为他是政治叛乱分子. 宗教和政治成为一体.”

史: “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基督徒反成为宗教裁判的受害者呢? 我们一般总认为犯恐怖罪行的是基督徒, 我们奇怪真正的基督徒怎么会去逼害别人, 是不是有可能真正的基督徒事实上都是被杀害的人呢?”

伍: “是的, 大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那些受害人的身分, 不过很可能其中有许多是维护真实信仰的人. 我们确实有证据证明, 天主教在发动这些宗教审判的时候迷失了方向. 新教徒有时也会使用不正当的手段镇压异端.”

史: “宗教裁判是不是一种异常现象, 还是历史上教会滥用和压迫行为的延伸?”

伍: “我认为宗教裁判是一场基督徒不能避开不谈的悲剧, 但我不认为它代表基督教会的历史. 不可以说这种可厌的行动是教会体制的延伸. 在历史上, 许多基督教会大都处于少数派地位, 因之甚至没有资格去迫害任何人. 事实上, 基督徒本身多少年代以来都是残暴迫害的牺牲者, 这种迫害在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今天. 事实上, 基督徒殉道的人在20世纪比任何世纪都多. 直到如今, 全世界还有基督徒由于所信的基督信仰而遭受杀害. 所以说, 宗教裁判在教会史上远远是个例外, 而非常态.”[参附录(一): 宗教裁判所]



(E) 罪行三: 女巫的审判

发生于1600年代末的撒勒姆女巫审判案(Salem witch trials), 常被说成是基督信仰过敏病症. 共有19个人被处绞刑, 一个人由于拒绝作证而被压迫致死.”[11]



史: “这不是一个基督信仰践踏别人人权的例证吗?”

伍: “是的, 如果就事论事, 真正的基督信仰牵涉在里面的话, 这是个例证. 但在你追究导致此次审判的原因之时, 你会明白有许多因素造成这些审判, 包括有人图谋从别人手里取得土地, 也有和过敏症有关的问题, 也有相信灵魂显现的问题, 说某人做了某事, 其实那人当时身在别处. 在你研究与审判有关的法律问题时, 有些因素根本与基督信仰毫无关系.”

史: “你是说教会无辜?”

伍: “也许不能为基督信仰影响审判一事完全洗脱罪名, 但研究此类问题的史学家知道, 你不应该以单一的因果关系处理这件事. 人生很复杂, 你不能只说基督信仰要对此负责. 虽然当时欧洲有女巫审判, 但这类审判在殖民地却是一件脱离常规的事, 并不属普遍性的事. 你还需研究某些牵涉到审判之人的心理平衡问题和他们对事件的错误报导. 我们又得强调, 撒勒姆女巫审判是一个可怕的片断事件. 我不想低估其严重性, 但是史学家认识到故事情节要复杂得多, 不能只怪教会.”

史: “此事先得有女巫存在的假定. 你呢? 你相信有女巫存在吗?”

伍: “是的, 我相信她们还存在. 事实上, 几年前我看法国电视, 法国非常著名的史学家曼周(Robert Mandrou)认为人们一旦开明起来, 就不再相信有女巫了. 随后有个女人打电话来说: ‘周曼先生, 我对你说的话非常佩服, 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我是个女巫.’ 真的, 法国、美国和别的地方还有人从事巫术. 所以, 探讨撒勒姆女巫审判这件事时, 其中一个问题是大家假定全部是胡扯, 根本就没有什么女巫和巫术. 可是铁一般的事实是, 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甚至许多非基督徒都承认这一点. 这能原谅撒勒姆发生的事情吗? 不能, 当然不能. 不过你想从那些复杂因素中理出一个头绪时, 你不能把它当作基督信仰犯上杀人狂的例子看待, 如此轻率带过. 人生和历史并非那样简单.”

史: “审判是怎样结束的?”

伍: “这不是人尽皆知的. 事实上, 发生主要作用的(即结束这种审判女巫的做法), 是个基督徒. 一个名叫马瑟(Increase Mather)[12]的清教徒领袖, 他大力抨击当时发生的事, 这就是结束的开始. 说来也可笑, 使审判女巫的疯狂做法趋于沉寂的, 反而是基督徒的声音.”



(F) 罪行四: 传道士的滥权

史特博接着进入另一个题目, 即有关宣道士(missionaries, 或译“传教士”)[13]滥权的问题. 他读出一段控诉给受访的史学家伍德布里奇听, “宣道士们不请自来. 尽管他们有崇高的理想, 对他们工作的地方毫无所知, 对他们要帮助之人的情绪和价值观漠不关心. 他们却干涉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 他们认为土著民族原来的信仰毫不完善, 甚至邪恶. 他们诱使或威胁当地人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宣道士本想救当地人, 反而毁了他们.”[14]



史: “从历史上看, 宣道士有没有促成当地传统文化的死亡? 对他们而言是想帮助当地人民, 是不是反在利用他们满足一己私利? 总括而言, 宣道士做的坏事是不是多过好事?”(这个问题对伍德布里奇而言, 正击中要害, 因为他的家族在宣道事业上, 有很长的一段传统. 但他对史特博所提出的问题并未感情用事, 反而以他特有的公允与客观态度作答)

伍: “让我从西班牙入侵拉丁美洲开始, 因为这个例子证明了这个问题该有多么复杂. 那里的土著和居民受到剥削和利用吗? 是的, 不幸得很, 实有其事. 但是这是宣道工作的结果吗? 历史告诉我们, 宣道运动通常总是和殖民地国家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史: “你能给这个名词下个定义吗?”

伍: “重商主义相信, 黄金最多的国家最为强大. 欧洲政治势力的均衡, 据说有一部分决定于哪个国家开发拉丁美洲和别的地方最成功. 结果所至, 重商主义的动机非常不幸地和宣道事业混在一起. 那确实是真的, 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有很多可怕的举动, 但其中大部分是冒险家和商人唆使的, 而许多宣道士则做了不少值得称赞的工作. 事实上,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谈到宣道士的贡献.”(伍德布里奇说着从《新世界旧内容》一书中读出一段)



“罗马教会(即罗马天主教)着重印第安人的人性, 大批宣道士来到, 尤其是那些理想主义的托钵僧. 他们决心要领新世界中那些单纯的人归主. 他们建立教会和宗教社区.”[15]



伍: “格拉夫顿不是福音布道者. 但他仔细研究了宣道运动, 承认宣道士做了大量的好事. 不幸的是, 宣道士这个团体被评论为重商主义的代理人, 因此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的可怕行为都怪在他们身上. 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 西班牙在16世纪, 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事是否基督徒所为, 进行过几次讨论. 有维护印第安人的, 坚持印第安人不应该受到剥削. 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读到罗马天主教圣经《德训篇》(Ecclesiasticus)中的一段经文: ‘穷人的面包是他们的生命, 那个骗走他们面包的人是个冷血的人.’[16] 他读了以后, 进而采取了改革立场. 他和其他罗马天主教徒反对当时在拉丁美洲进行那不怀好意的行动.”



伍德布里奇的评论触发了史特博的回忆, 使他记起在数年前他在纽约市联合国大厦外面看到一尊铜像 — 法兰西斯科·德·维多利亚(或译“佛朗西斯科·第维托里亚”, Francesco de Vitoria). 这位国际法律奠基人是为新世界印第安人(New World Indians)的人性尊严仗义执言的一位神学家, 也曾在西班牙法庭上无所畏惧地反对剥削.



伍: “因之‘基督徒文明’(Christian civilization)有时确曾做过你在前面指出的一些事, 但也有过千千万万荣耀上帝的慈善行为. 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有照顾穷人的辉煌记录, 他们的差会在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沿海岸而上, 照顾过当地居民. 此外, 你阅读派遣到国外的更正教宣道士(或称“新教宣道士”, Protestant missionaries)的日记时, 很难作出他们有意识地压迫或破坏当地文化面貌的结论.”

史: “你的家族里有些宣道士, 他们有什么经历?”

伍: “啊, 我读过我祖父的日记, 他是最早派到中国的更正教宣道士(Protestant missionaries)之一, 我确实不觉得他做过你在前面所说的事. 反之, 他热切盼望中国人民能认识上帝. 他对中国人的贫穷, 以及他们对个人的人性非常有害的一些做法, 极表关切. 他很尊重他们文化的某些方面, 偶尔还要带一条辫子, 好让他们接受他. 我还看过我母亲写的信. 她结婚前曾在非洲做过宣道工作. 他在莽丛深处骑机器脚踏车穿村越户. 她在一个麻风村照顾患者, 想要对他们显示基督的爱心, 细心侍候他们, 盼望他们痊愈. 由于疟疾和其他丛林生活的艰难, 她在那种环境里随时有生命危险. 是的, 有了宣道士, 当地居民的文化可能有所改变, 不过这种改变能带来好处. 土著归主后, 他们经历到基督的爱和喜乐, 那是好事. 只有想改变文化的人怀有其他动机, 例如求取经济上的利益, 或是别怀用心的人种优越感, 才会发生极坏的影响.”

史: “或许对, 有些批评宣道士的人看不到基督徒所传的信息之价值, 因之也就看不到对归信耶稣的人所得到的益处.”

伍: “对! 往往就是这潜在的预先假定在作祟. 如果一个人能预先知道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 那么全世界倾听福音的人所能得到的益处就难以估计了. 我有一个同事, 他是个卓越的非洲神学家. 他得驳斥一些作品的错误看法, 即基督信仰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western imperialist ideology), 一心一意想毁灭非洲宗教. 我这位同事的观点十分不同, 他认识到基督信仰对非洲社会所作的贡献. 它带来了希望, 带来了救赎, 数不尽的非洲人对福音十分感激. 同时, 这位同事并不讳言, 他诚实地指出有些宣传基督信息的人在与非洲人来往时, 并没活出基督的教导.”



(G) 基督信仰给世界的画像

史特博和伍德布里奇本来还可继续讨论其他所谓基督信仰的历史污点, 例如压迫妇女. 尽管主耶稣在这问题上一反传统, 压迫妇女的事在历史上还是发生了; 还有许多美国南方人曾一度引证圣经, 想为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寻找圣经根据. 可是, 为了确定这些教会历史的“片段事件”是否属于基督信仰的例外还是常规, 史特博认为现在该是研究基督信仰和教会历史积极方面的时候了.



史: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么多问题, 基本事实是什么? 因着有了基督信仰, 世界是变得更好, 还是变得更坏呢?”

伍: “肯定是变得更好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事情, 都是深以为憾的历史事件, 我们不应该遮掩, 应该为它们道歉, 还应该尽我们所能, 不容许它们再度发生. 而另一方面, 基督徒历史气势磅礴的发展, 确实给世界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我们谈到所谓基督信仰的过失时, 很容易忘记了无神论者在践踏人权上的角色.” (伍德布里奇说着拿出一本书, 念出著名基督徒帕劳[或译“包乐”, Luis Palau]的一些观察:)



“彻头彻尾的无神论所产生的地震般所导致的浪潮, 横越欧洲和欧洲以外, 直接造成仅在过去这个世纪内1亿多人的消灭和屠杀. 人类为了实行这故意反对有神论的可怕实验,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现代人目睹无神论传播的后果,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 … 没有上帝, 我们就完了.”[17]



伍: “我同意‘没有上帝我们就完了’的看法, 这不是说无神论者不能进行很好的管治, 因为从基督信仰的观点看, 无神论者也能从上帝的普遍恩典(common grace)受益. 但由于无神论缺乏作道德决定的框架, 在没有绝对道德标准的地方, 赤裸裸的(负面)权力往往能取得胜利(也引致负面的悲剧, 编者按).”

史: “你说基督信仰给人类文明作了哪些正面的贡献?”

伍: “我看基督信仰的影响, 宛如一幅有许多场景的光彩夺目之壁画, 每个场景都用辉煌、灿烂和绚丽的颜色绘成. 如果没有基督信仰, 那幅画只是一片灰色, 和少数几条零散不相连属的线条, 这里那里点缀一下,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基督信仰给这幅图画增添了许多意义、希望、美丽和充实的感觉.”

史: “这幅图画画的是什么?”

伍: “中间场景画的是耶稣的一生和他为文明的罪作出的赎价. 最后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的罪、我们的孤单和我们与神隔离的问题. 通过他赎罪的死和复活, 他给愿意跟随他的每一个人打开了天堂之门. 这是基督信仰所能做的最大贡献. 约翰福音3:16总结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基督信仰还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人生的意义和道德普存的启示. 没有这个启示, 就很难找到意义. 结果很像加缪(或译“卡缪斯”, Albert Camus, 法国社会改革家)[18]在《西西弗斯之谜》(The Myth of Sisyphus)这篇哲学论文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说的, ‘为什么我或任何人还没有自杀?’ 基督信仰解释了没有自杀的原因. 这个信仰给了我们一个参考依据去生活, 有条道德途径可遵守, 健康且深富意义地去与上帝及人来往.



“画笔画出的, 是人在基督的一生与他的教导鼓舞之下, 广阔的人道活动的场面. 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更正教(或译“新教”)都积极参与救济穷人、无助的人, 以及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 基督徒愿意牺牲个人利益, 为他人服务. 如果失去了这些 — 诸如宣道士的工作, 及无数因基督信仰的影响而建立的医院、无家可归人士收容所、灾难善后计划、孤儿院、救济机构、施粥施衣与照顾病患等等活动 — 对全世界会是个灾难性的打击. 此外, 在基督信仰的思想影响之下, 增加了别的画面, 使图画有了明暗、细致和深度. 基督徒把他们的心智献给了上帝, 他们在文学、音乐、建筑、科学和艺术上的贡献, 如果都被拿走, 这个世界会显得非常沉闷、浅薄. 想一想基督徒兴建的伟大学府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等, 起初都是为了宣扬福音而孕育和建立的. 最后, 还有圣灵的能力, 给所有美好的事物增加了姿彩. 你能想象如果圣灵退出, 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吗? 恐怕剩下的只有暴力、色情和恐怖的表演了! 当前的情况已经够坏了, 如果再没有圣灵的约束力, 那么人生丑恶恐怖的一面会比现在更活跃、更放肆.”



史: “当你观赏这幅历史图画时, 你认为基督信仰的正面形象, 能压倒我们讨论过的那些负面事例吗?”

伍: “能的, 绝对能! 想到基督徒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生活的那些日子, 以致阻碍了基督信仰的进展, 我很痛心. 但我非常感谢那些无名的男男女女基督徒, 他们几世纪以来, 卑微而勇敢地坚持基督信仰, 默默无闻地服务人群, 牺牲自己的性命帮助别人, 使世界成为更好居住的地方. 他们在大得难以相信的压力之下奋斗, 做应该做的事. 我想到基督信仰的历史时, 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他们, 他们是我们时常忘记了的英雄, 他们是合乎耶稣(基督)理想的人物.”




(H) 基督信仰给世界的礼物

史特博结束访问, 回到家后, 身体感到忙了一天的疲惫, 但伍德布里奇激昂的言词, 仍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疲劳的史特博倒在椅子里, 信手拿起一本杂志. 凑巧得很, 他看到一篇文章, 几个学者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 臆想如果没有基督信仰, 世界文明会成什么样子. 他们的观察正好从伍德布里奇结束的地方开始.[19]



诺瓦克(Michael Novak)赞扬基督信仰所主张的人类尊严. 他写道: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柏拉图(Plato)都主张大多数人本质上都有奴性, 只适宜过奴隶生活. 大多数人没有值得享受自由的本质. 希腊人认为只有少数人配得‘尊严’. 相形之下, 基督信仰坚持每一个人都为造物主所爱, 都依照造物主的形象造成, 并享有与他永恒的友谊和交往.” 诺瓦克指出现今讲求自由、良心与真理的文明观念, 可以推溯到基督信仰. 他据理力争地说: “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若没有中世纪盛时和后来又在16世纪建立的基督徒基础, 不但会比现在贫困得多, 也会残忍得多.”



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贝尔法斯特大学(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地球科学院(School of Geosciences)教授利文斯通(另译“莱文斯顿”, David N. Livingstone)把焦点放在基督信仰对科学的贡献. 他写道: “认为基督信仰与科学经常互不相容的看法是对历史记录的重大歪曲. 真的, 英国伟大化学家玻意耳(或译“博伊尔”, Robert Boyle)相信, 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比什么人都荣耀神, 因为科学家负有深入发现上帝奇妙创造的任务.” 他也指出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指基督徒), 相信上帝在两大方面启示他自己, 即透过圣经和自然界. 这促使基督徒科学家对自然界进行了科学的钻探. 结果是受了基督信仰激发的科学家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英国文学系教授杰弗里(David Lyle Jeffrey)如此描述基督信仰对人民识字能力的贡献. 他说: “如果说整个欧洲, 以及大部分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文化是与基督信仰在文化上的改变能力分不开的, 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 在大部分欧洲, 就像在非洲、南美和世上许多其他地区一般, 人民读写能力和文学的产生, 基本上非偶然地与基督徒宣道士的来临同时出现.”



然而, 或许最吸引人的是史学家诺尔(Mark Noll)对基督信仰讲求谦卑的探讨. 这方面的贡献不大为人注意, 但由于史特博和伍德布里奇曾就基督信仰历史的阴暗面做过讨论, 所以便具有特殊意义了. 诺尔写道: “在基督徒历史的长河里, 最令人沮丧的事情 — 由于他时常被人提起 — 是一般基督徒经常达不到基督信仰的理想. 在基督信仰历史的长河里, 最引人注目的事情 — 由于它来自奇妙的恩典 — 是基督徒在生命中放下自我骄傲来荣耀上帝. 在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特征’中, 最具有(耶稣)基督之精神的事情是, 那些因着财富、教育、政治权力、优越文化或有利地点等而成为强者的基督徒, 竟然伸手去帮助那些被轻蔑的、被遗忘的、被抛弃的、迷失的、无足轻重的或是没有力量的人.”[20]



诺尔说, 权力滋生自我崇拜, 令人败坏, 几乎毫无悔意. 随后诺尔例举了几个历史事例, 即有权势者, 因着完全或部分受了基督信仰的影响, 而甘愿在公开场合降低自己的身分, 忏悔他们滥用权力. 这些事例为福音的威力作了永久性和反传统的见证. 史特博接着写出诺尔所例举的其中一个事例, 是关于撒勒姆女巫审判案例结尾时所发生的一件事.



有一位法官, 是波士顿(Boston)一个名叫休厄尔(Samuel Sewall)[21]的显赫清教徒(Puritan), 过后为他在那次灾害中担当的角色而深感苦恼. 在他听到他儿子背诵一段熟悉的经文时, 他的基督徒良知大受感动, 促使他采取积极行动. 这段经文说道: “我喜爱怜恤, 不喜爱祭祀.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太12:7). 这段经文使他心如刀割. 1697年1月14日, 他做礼拜时给了他的牧师一项声明, 请牧师当众宣读, 而悔悟了的休厄尔满怀羞愧地站在会众面前. 他在声明中承认他对大部分发生的事负有罪责, 并说他“愿意承担过失与羞辱. 他求人们饶恕, 尤其祷告盼望具有无限权威的上帝饶恕他这次和所有其他的罪行.” 他的歉意和忏悔行为激发了别的法官也供认了他们的过失.



史特博盖上那本杂志, 将之放在桌上. 他总结道: “我想这也许是基督信仰最奇妙的传承 — 有权有势的人做了错事, 愿意屈膝认罪. 这又使我们想起基督信仰的威力, 能使人, 还有人的历史, 能向好的方面改变.”[22]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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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宗教裁判所



(A) 引言

自使徒时代以来, 异端就是教会所面对的一大问题. 到了第5世纪, 奥古斯丁竟然能罗列多达88种不同的异端. 在整个中世纪早期, 持异端者主要是各别知识分子和别有用心的煽动者, 罗马天主教会的回应是地方性和偶发性的. 可是从12世纪起, 异端问题远较严重, 罗马教会的反应也跟着日趋激烈, 最后走入极端. 菲纽肯(Ronald Finucane)在《基督教二千年史》一书中, 提供有关宗教裁判所的起源、成员、审判程序和处分. 下文就简述这方面的资料.



(B) 宗教裁判所的设立背景

12世纪期间, 这个欧洲地区开始出现两种倾向, 一是要净化国教(即天主教), 例如瓦勒度派(或称“瓦尔多派”, Waldensians); 二是要另起炉灶, 例如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 或称“卡特里派/迦他利派”, the Cathars). 这两种运动都受到统治者以及(罗马教会)教区当局的迫害.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于1162-1163年建议, 信徒报告异端的活动以及圣职人员告密, 都应该获得出外侦察异端证据的官员们的协助. 他请国家统治者打击异端, 还在1179年召开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上宣告对法国的迦他利派(the Cathars)开战. 但这些努力成效并不显著.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61-1216)进一步界定和扩大了罗马教廷对异端的态度和攻击. 譬如说, 他是第一个说异端就是叛国的宗教(1199). 此时, 迦他利派已在法国和意大利广泛流传. 他发现很难激发地方主教去根绝迦他利派的“二元论”教义. 他派遣修道会修士到法国南部的米迪(Midi)地区, 收效甚微. 随后, 他又派遣了其他对讲道和在生活上为人表率更热心的人, 可是成效仍然不大.



法国国王路易八世(Louis VIII)支持教廷的行动, 于1226年颁发一项法令. 根据这项法令, 主教可对异端分子进行裁判, 由法国执法机构处罚. 事实上, 早在1224年, 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194-1250)[23]已下令把异端分子烧死. 在1231年, 另一个教皇贵格利九世(Gregory IX)在《革除教籍》(Excommunicamus)的教谕中下令镇压异端时, 重申1224年的法令. 因此, 由世俗当局来执行死刑终于正式成为教廷政策. “宗教裁判所”(或译“异端裁判所”, the Inquisition)作为教会机关, 在贵格利九世任期内差不多已经完成. 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在他的教谕《根绝》(Ad extirpanda, 1252)中, 罗列了过去所有教皇对组织宗教裁判所和支持苛刑的言论, 完成了设立宗教裁判所的最后一步.



(C) 宗教裁判所的组织成员

“宗教裁判所”或“异端裁判所”(the Inquisition)是个特别法庭, 握有不仅判断行动而且判断意图的特权. 它由几类从不同方面协助裁判官的官员组成: (1)委任代表 — 处理初级调查与手续的检察人员; (2)顾问 — 裁判官的私人顾问与伙伴; (3)执行员 — 警卫、入监探查者与密探; (4)文书 — 仔细搜集证据与处理档案以备目前及未来异端案件使用. 通常还有几10个律师出席; 但由于裁判官没有义务接受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出席只是官样文章. 主教也有代表出席, 纵使主教与裁判官之间并非时常合作.



(D) 宗教裁判所的归类问题

有关给异端嫌疑犯作出归类方面, 在初审中使用的是最广泛、最空洞的分类, 最后才使用具体的界别词. 他们在具有另类信仰和否定正统信仰(orthodox beliefs)的异端分子之间、在绝对的和非绝对的异端分子之间, 作出区别. 此外, 只要一个人涉嫌, 就可以被传到庭受审. 受嫌疑的人可分为: 轻嫌疑犯、重嫌疑犯和极端嫌疑犯. 法网罗织得非常严密, 往往自行认罪比自辩干脆得多.



(E)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程序

裁判官或他的代理人会突然出现, 对市民讲说一番, 叫人告发犯有异端嫌疑的人, 叫所有自己胸中怀有异端思想的人出来自首, 给他们一个宽限期. 这是“一般异端裁判”(general inquisition). 等到宽限期满, “特别异端裁判”(special inquisition)便开始, 传异端嫌疑犯到庭, 扣押起来等候开审.



在这类审判上, 裁判官有全权控制场面的权柄. 他身兼法官、检察官和陪审员三职. 审判的公正性常令人置疑, 因为诉讼程序并不公开, 有两个证人提出证据就行, 通常只能知道被控罪名的一般性质. 证人的姓名也难获知, 至于他们的人品更成问题. 嫌疑犯不能聘请辩护律师; 律师很快会发现, 替异端嫌疑犯辩护, 可能惹祸上身, 被传上庭, 被告以异端罪名. 虽说除了认罪, 别的辩解也可能被法庭接受, 例如辩说自己毫不知情, 或说控告者出于恶意; 但既然嫌疑犯并不知道控诉者的姓名, 他最多只能给法庭提供一张他怀疑跟他有仇之人的名单. 审判可能持续几年, 这期间嫌疑犯可能就死于狱中. 再者, 拷问是逼取口供的最有效办法. 虽然拷问不能“重复”, 却能“继续”, 儿童与老人也要拷问, 虽然轻些; 只有孕妇可以豁免, 直到分娩之后.



(F) 宗教裁判所的刑罚处分

认罪后的“处分”可以很轻, 例如听若干次弥撒, 但比较常见的是到指定的地方或偏远的圣地朝觐, 到达后难免遭受鞭笞. 认了罪的异端分子, 有时须佩带一种徽记表明他们的堕落, 例如特别设计和有颜色的十字架. 悔罪者可用罚款代替处罚(或另加罚款), 或将财产充公. 在某些国家, 继承人若不是异端分子, 最终可能将田产收回. 被判处坐“异端裁判所监狱”的人, 是属于最重的赎罪, 拘留的程度可分为公开的和严禁的. 异端分子除了丧失自由之外, 还要在权利上宣告“死亡”, 他不仅丧失了出任公职的资格, 也不能签订合同. 在很多事例中, 判了的刑罚可以透过出钱来减轻. 不过(罗马天主教)教廷发现很多判处的赎罪刑罚过于严厉或带有勒索意味, 有时会指示各别的异端裁判官不要过于热衷.



最后, 还有一类异端分子, 所谓“怙恶不悛者”(坚持作恶者) — 分别为不服从、不知悔改, 和再入邪道的人, 他们所将面对的恶运更加可怕. 前两类说不定还可以免死, 被判以不那么严厉的刑罚. 可是对第三类, 特别是在13世纪中叶过后, 唯一的可能就是被处火刑. 基于教会不能流人的血, 宗教裁判所把此事交给世俗当局去做, 由他们去宣布和执刑.[24]



(G) 宗教裁判所的滥权逼害

罗马天主教所设立的宗教裁判所, 本来最主要的目的是对付与压制异端. 可惜从历史上, 我们看到它已沦为滥权逼害的工具. 虽然它对付了一些名符其实的异端教派, 例如法国南方的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 又名“卡特里派/迦他利派”, the Cathars),[25] 但它也被罗马教廷滥用来逼害一切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真实基督徒群体, 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瓦勒度派(或译“瓦尔多派”, Waldensians). 此派基督徒群体遭受逼害, 主要原因不是传播异端, 而是坚持归回圣经, 以圣经为独一权威, 这点是罗马天主教所惧怕和反对的[参以下的附录(二): 瓦勒度派(Waldenses); 注: 罗马天主教反对16世纪马丁路德所发动的改革运动,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运动强调“归回圣经, 唯独圣经”].



根据法国南部著名裁判官贝尔纳·基伊(Bernard Gui)于1320年左右写的一篇论文, 我们得知14世纪时瓦勒度派的信仰立场: (1)否定教皇权威, 坚信他们不受教皇和革除教令的支配; (2)否定或重解所有天主教的圣礼; (3)认为天主教的节日都是人所设立而非根据新约, 所以全都不要; (4)强调用本地语言讲道(而非拉丁语), 使听众能明白; (4)否定炼狱和为死者祈祷的教义; (5)拒绝向圣者的图像祷告. 后来的裁判官也提到, 到了1398年, 瓦勒度派被控放弃传统上和天主教有关的各种有形设备, 如教堂本身、圣坛、圣水、礼拜仪式、朝圣、赎罪券等, 这一切都被认为没有需要. 凡是名字不见于新约的“圣人”, 他们都不承认. 上述这一切都是合乎(或至少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 罗马教廷根本没有圣经根据称瓦勒度派信徒为异端分子, 更不该逼害这群遵从圣经的真实基督徒.



(H) 总结

结束前, 笔者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 有人说: “宗教裁判所是‘基督信仰’或‘基督徒’逼害非信徒与异教徒的例证.” 可是, 真正了解圣经真理和教会历史的人就晓得这句话是大错特错. 首先, 我们看到宗教裁判所不是“基督徒”开创的, 而是罗马天主教徒, 严格来说, “天主教”不同于“基督信仰”, 所以宗教裁判所实际上与基督信仰无关. 其次, 罗马教廷所设立的宗教裁判所也迫害“真实的基督徒”, 例如瓦勒度派的基督徒. 换言之, 基督徒也是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 第三, 设立宗教裁判所肯定不是真正基督信仰的教导. 在对付传异端的人方面, 按圣经的教导, 神所赋予新约教会的最大审判权力, 只是将那些传异端又不悔改的信徒“逐出教会”, 与他们“断绝交通”, 仅此而已!(参多1:9-14; 林前5:11-13) 并没说要交给世俗当局去刑罚他们的身体. 总括而言, 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其实是“政教联合”的后果 — 宗教控制政治, 利用政治来对付和压制反对它的人; 而基督清楚教导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 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与世界政治明显分别出来的, 不支持所谓“政教合一”的政策. 所以宗教裁判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是罗马天主教会历史的一大污点, 是天主教离弃纯正基督信仰和违背圣经教导的可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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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瓦勒度派(Waldenses)



(A) 瓦勒度派的起源

瓦勒度派(另译“瓦尔多派、瓦灯派”, Waldenses)这个名称最初是指一批住在欧洲阿尔卑斯山(Alpine)[26]南部山谷的基督徒. 有者猜测此名称演变自一个里昂(Lyons)的商人彼得·瓦勒度(另译“瓦尔多”, Peter Waldo)之名. 他出生在12世纪初期, 当然不是瓦勒度派的创始人, 只不过是在他们中间一个传讲神言的人, 但由于极其劳苦的服事而受人敬重. 关于瓦勒度派的起源, 博饶本(E. H. Broadbent)写道: “在阿尔卑斯山谷一带, 几百年来都有自称弟兄们的信徒在此聚会. 后人称他们为瓦勒度派信徒(Waldenses, 或作Vaudois), 但他们却不承认这些称号. 他们的根源, 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 …宗教裁判官雷尼里亚(Reinarius)在向教皇提出研究这教派信仰的报告中表示: ‘他们实在是源出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27] 事实上, 瓦勒度派的原始记载是已经无法考证了. 他们宣称他们的信仰可追溯回到使徒时代. 那时的信徒, 父子相传直到现在. 这批信徒很可能是在早期使徒时代结束时期, 为了逃避罗马的逼迫而移民到北方的信徒所遗留下的影响.[28]



(B) 瓦勒度派的信仰

肯尼迪(或译“甘乃迪”, John W. Kennedy)也指出, 瓦勒度派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们对圣经有一份特别的尊重. 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以圣经为根据. 他们的会众因此保存简单的敬拜和规矩, 没有罗马教会那样繁杂. 这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住在与世隔绝的山上和谷中, 所以他们对基督的爱慕, 不受当时统一组织化的罗马教会所发明出来那些不合圣经的各样仪式所影响.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其实并非“改革派”, 他们与罗马教会从未接触, 更谈不上像改革派一般地“叛逆”, 离弃罗马教会. 这与一些因着罗马教会的腐败而脱离的改革派是完全不同的.



肯尼迪进一步指出, 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必须完全根据圣经, 知道基督借着圣灵的内主, 对他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真理. 在解经方面, 他们相信救赎是靠着信心, 而罗马教会无权开启或是关闭神恩典的门. 救赎的证据乃在于圣洁的生活, 受浸乃是对基督完全信靠顺服的见证, 而守主的晚餐则是记念主的牺牲. 长老在地方召会中负责治理, 他们一同接受神所特别呼召出来在众教会中服事的导师. 瓦勒度派也强调教育对认识和学习主的话的重要性. 对于许多早期教父的作品, 他们也以谨慎明辨的态度来接受, 因他们认知其中有属神之人的亮光, 但他们也知道那些教父们的努力和追求受到教会体系(特指罗马天主教的体系)所限制. 因此, 他们永远都以神的话为最高的标准, 任何人的亮光与心得都必须合乎圣经(笔者注: 但罗马教会除了圣经以外, 还以所谓的“传统”和“教皇的谕令”为同等的最高权威和标准, 且在许多情况下根据和遵从后两者过于圣经, 导致罗马教会有许多违反圣经的教义).[29]



(C) 彼得·瓦勒度

彼得·瓦勒度本是一位住在里昂(Lyons, 法国城市)的富商, 在偶然机会里得到一本新约圣经译本, 受到神的话所感动, 并深感基督的呼召, 于是放下他的事业来服事主. 他读到主耶稣在太19:21所说的话: “你若愿意作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深受这段经文的感召, 决定按字面来顺服. 他为了妻子和家人做好了生活上的预备, 就把所有其他产业分给穷人, 从此开始了传道的生活. 有些人也因此加入这个行列, 他们两个两个出去, 正如主当年打发门徒外出一样, 宣传基督的真理.



主后1179年在第三次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上, 他们请求允许传道, 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1105-1181)却考虑这些人是未受教的平信徒而不准. 彼得·瓦勒度蒙圣经光照, 认为这是人反抗神的声音, 所以他和他的同仁不肯停止传道, 导致他们被罗马教会逐出教会. 他后来接触到散居在山谷中的瓦勒度派信徒. 他的讲道给他们带来许多的祝福, 并且扩大他们的心胸. 因着神使用彼得·瓦勒度和他的同工, 瓦勒度派的弟兄们负担起开始向各地传福音的责任. 瓦勒度于主后1217年死于波希米亚(Bohemia, 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地区).[30]



(D) 结语

总结瓦勒度派时, 我们摘录博饶本(E. H. Broadbent)所说的话: “他们就如那些所谓‘迦他利派’信徒(Cathar)或‘保罗林派’信徒(Paulican), 或其他名称的信徒一样, 绝对不是什么‘改革会’(或译‘改革宗’, reformed church), 因为他们(瓦勒度派)无需改革, 并非如罗马、希腊, 或其他地方的教会那样, 腐化堕落, 离开了新约教会的样式; 他们自始自终, 都或多或少保存了使徒的传统(apostolic tradition). 自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期相沿下来, 那些专心传讲福音, 建立教会的信徒, 一直没有中断过, 也没有受到当时的教会与政治联合的关系所影响. 正因此故, 在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 位于土耳其南部)和阿尔卑斯山谷(Alpine valleys)一带, 得以存留许多的基督徒; 他们熟悉圣经, 没有玷染当时那得势又自命为真教会(professing Church)的天主教所盛行的拜偶像和其他歪风恶俗.”[31] 感谢神, 他在教会历史上的每个时期, 都为自己的名存留“余种”(remnants), 正如旧约他“为自己留下7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王上19:18).

作者：石子

刊登于2005年5&6月份第58期<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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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 编者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由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博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些认识, 以下列出他的的学历和专长: 精通两国语言(法语和英语)的伍德布里奇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获取史学硕士学位, 过后到法国图卢兹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若干非基督教大学任教, 包括巴黎法国大学研究院宗教部, 现任伊利诺斯州(Illinois)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研究教授. 他是美国与法国几个主要历史学会的会员, 包括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美国教会史学社、美国18世纪研究会、法国17世纪研究学会、法国近代与当代史研究会等. 伍德布里奇写过不少历史著作, 包括专题著作如《法国大革命前期叛乱》和比较通俗的书如《基督徒教会伟大领袖传》、《何只征服者》、《基督的大使》等. 他还出版过一些神学与圣经研究著作. 此外, 他出任过《今日基督教》月刊高级编辑两年. 敬请读者格外注意的是: 伍德布里奇是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 所以极可能信奉天主教. 因此, 读他这编访谈和其他作品务须谨慎辨明, 提防天主教的错误教义, 或倾向天主教色彩的错误思想(有关天主教的错谬, 请参2001年2至4月份, 第15至17期《家信》的“揭开真相: 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 无论如何, 《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刊登了伍德布里奇的这篇访谈, 因为他精通“教会历史”, 且在“教会暴行”的课题上发表了富有洞察力的解析.

[2] 编者注: “the Crusades”指西方天主教徒组织的反对穆斯林国家的几次军事东征行动.

[3] 编者注: “the Inquisition”是指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

[4] Ken Schei, “What is an Atheist for Jesus?”, 见网址: www.atheists-for-Jesus.com/about.htm [2000年1月10日].

[5] D. James Kennedy, Why I Believe? (Dallas: Word, 1980), 第118, 121页.

[6] 编者注: 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又名“卡特里派”(the Cathars; 希腊文Katharoi , 清洁派教徒)在12和13世纪活跃于西欧, 与之前的摩尼教一样, 他们相信有两个神: 一个创造了无形的精神世界之善神, 另一个是创造了看见的物质世界之恶神(即旧约中的神). 一切物质(包括身体)都是罪恶的, 而基督是善神的儿子, 来向人类启示得救之道. 1140年后, 卡特里主义横扫西欧, 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势力最大. 法国的卡特里派又名亚尔比根派, 因为他们在法国南部的亚比尔(Albi)一带人数最多.

[7] 编者注: 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 of Castile, 1451-1504)是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e)女王(1474-1504)和阿拉贡王国(Aragon)女王(1479-1504), 与其夫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452-1516)实行联合统治, 使两国合并(1479), 为统一西班牙奠定基础, 曾资助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航海探险. 她与其夫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被合称为“天主教徒君主”(The Catholic Monarchs), 因他们两人成功把西班牙给天主教化.,

[8] 编者注: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452-1516)是西西里国王(1468-1516)、阿拉贡(Aragon)国王(1479-1516)、卡斯蒂利亚(Castile)国王(1479-1504, 称“斐迪南五世”). 他奠定了西班牙统一的基础, 设立宗教裁判所(1478), 支持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航行, 推行扩张政策. 他可说是整个西班牙的第一任国王, 与妻子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被合称为“天主教徒君主”(The Catholic Monarchs), 因他们两人成功把西班牙给天主教化.

[9] 西班牙天主教神甫和修女曾公开请求公众原谅“那些曾与‘宗教裁判所’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宗教人员和从军出战的僧侣”. 见“Catholic Clerics Apologize for Past Cruelties”, 见《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 1999年11月14日.

[10] 编者注: 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是西班牙神学家和医师, 支持宗教改革运动. 他是第一个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人, 但因发表《论三位一体的谬误》(1531)而以“异端”罪名被判火刑处死.

[11] Mark A. No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2), 第51页.

[12] 编者注: 马瑟(Increase Mather, 1639-1723)是新英格兰清教徒牧师和教育家,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1685-1701), 因坚持宗教信仰自由而被英国政府撤消垦殖特权(1686).

[13] 编者注: 一般的字典(例如 《英汉大词典》), 甚至大部分的基督徒译者, 常把“missionary”一字译作“传教士”, 但严格来说, 基督信仰并非传扬一个“宗教”, 乃是传扬“真道”(这“道”可指“记载之道”— 圣经; 或“生命之道”—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所以基督徒所传的是“道”, 而不是“教”. 换言之, 把“missionary” (传扬这“道”的人)译作“传道士”或“宣道士”更为正确. 由于英文“preacher”一字也常译作“传道士”, 为了辨别“missionary”和“preacher”, 《家信》选择将前者译为“宣道士”.

[14] Dale and Sandy Larsen, Seven Myths about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第110页.

[15] Anthony Grafton, April Shelford & Nancy Siraisi, New Worlds, Ancient Tex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2), 第132页.

[16] 同上引, 第136页. 《德训篇》(Ecclesiasticus)又名《便西拉智慧书》(The Wisdom of Sirach), 虽被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纳入圣经正典(Canon)中(即承认是神所默示的经卷), 但并不获得早期教会和更正教(Protestant)承认为神所默示的经卷. 这卷书亦名《西拉之子耶稣的智慧》(The Wisdom of Jesus, the Son of Sirach), 由一位学者于大约主前195至171年间写成.

[17] Luis Palau, God is Relevant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第23,82页.

[18] 编者注: 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是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 其作品反映世界的荒谬与人的孤独和无能为力, 代表作有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剧本《卡利古拉》、哲学随笔《反抗的人》等, 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19] 参Michael Novak, David N. Livingstone, David Lyle Jeffrey, et al., “Where would Civilization be without Christianity?”, 见《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1999年12月6日, 第50-59页.

[20] 同上引, 第56页. 有关基督信仰给予世人的无比贡献, 请参 2004年1/2月份(第50期)至2005年1/2月份(第56期)《家信》的“书中之书: 改变世界的书”. 内中更详细例举基督信仰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医药保健、科学发展、平民教育、社会改革、性与婚姻方面的伟大贡献.

[21] 编者注: 休厄尔(Samuel Sewall, 1652-1730)是北美殖民地商人和法官, 以所著反映晚期英格兰清教徒情况的《日记》而闻名, 另著有《关于肯纳贝克印第安人的回忆录》等.

[22] 编者注: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李伯明译, 《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2年), 第193-203页. 上文中一切没有注名“编者注”的脚注(footnote)皆引自此书.

[23] 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194-1250)是西西里国王(1198-1250)、德意志国王(1212-1220)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1250). 他力图统治整个意大利, 与教皇发生冲突, 被教皇三次处绝罚(即开除教籍). 他发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 并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24] 以上附录主要参考/改编自 陶理主编, 李伯明, 林牧野合译, 《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新界: 海天书楼, 2001年三版), 第320-326页.

[25] 编者注: 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又名“卡特里派”(the Cathars; 希腊文Katharoi , 清洁派教徒)在12和13世纪活跃于西欧, 与之前的摩尼教一样, 他们相信有两个神: 一个创造了无形的精神世界之善神, 一个是创造了看见的物质世界之恶神(即旧约中的神). 一切物质(包括身体)都是罪恶的, 而基督是善神的儿子, 来向人类启示得救之道. 1140年后, 卡特里主义横扫西欧, 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势力最大. 法国的卡特里派又名亚尔比根派, 因为他们在法国南部的亚比尔(Albi)一带人数最多.

[26] 阿尔卑斯山脉(Alps)是位于欧洲中南部的大山脉, 西起法国东南部的尼斯, 经瑞士南部、意大利北部, 东到奥地利的维也纳.

[27] 博饶本著, 梁素雅, 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年), 第15页.

[28] 约翰·甘乃迪著, 刘志雄编译, 《见证的火炬》(台湾: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年二版), 第141页.

[29] 同上引, 第70-71页.

[30] 同上引, 第142-143页.

[31] Edmund H. Broadbent, The Pilgrim Church (Grand Rapids: Gospel Folio Press, 1999), 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