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派的崇拜和英国1662年公祷书崇拜的对比

林孔华  著 

小引 

教会乃基督亲自所设。基督设立教会的目的应该说有两个向度――外向与内向。外向是传福音、向万民见证神的荣耀；内向是藉由神的话语、祷告、赞美等来崇拜神。从初期开始，教会就很注重崇拜。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古圣先贤们为我们留下许许多多崇拜形式的记录和传统。本文所撷取的两套崇拜形式不仅同时产生于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加尔文1542年所制订的崇拜是改革宗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崇拜典范；《公祷书》则是最为人所熟悉的英国圣公会的崇拜仪式，特别是1662年的《公祷书》，是几百年来英国教会崇拜仪式的范本，影响深远，“其中所征引的，不仅是中世纪、甚至是早期教会的材料”。1）

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两套崇拜的一些梳理、分析和比较，企盼能在这个崇拜学日益受教会重视的时代，引发中国教会中神的子民诸多的思考。

风云时代，丰碑壮举――两套崇拜程序的问世背景

在宗教改革前的黑暗的中世纪，教会的崇拜只有一个标本，就是天主教渐渐僵化、墨守成规的崇拜仪式。这种崇拜“失去了虔敬的崇仰与纪念主感恩的诚意。礼仪的装饰尤为考究。话语是会众不懂的古文（拉丁文）。会众在崇拜时没有参与，只成为观礼者。讲道没有内容，讲者不学无术，引用的不是经文，而是圣徒的生平裨史”，2）不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次需求，“弥撒也已经失去了信徒相通的意义，因为会众不需要出席弥撒――可以由人代替他们出席。结果，主祭神父举行的弥撒取代了会众的崇拜，成为了购买救恩的合法途径”。3）许多警醒的心灵都坚信，时下的所谓崇拜，“不是神所期望的，在崇拜中神没有被尊崇和敬拜，人类的救恩也因而面临危机”。4）这些警醒的心灵就是那个时代信仰的守望者――宗教改革家。

16世纪的宗教改革留给今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在神学或教会制度方面的改革，其实不然，崇拜的改革也是重要一环，势在必行。改革者都希望对崇拜作出的重大改变是恢复崇拜中“神的道”主导之地位，在罗马的传统，“道”的宣讲已经失去了它在崇拜里重要的位置。有些神父或会讲论道德的教训，但圣经的教导和宣讲却大都消失了。此外，他们“还希望恢复古代崇拜（初期教会）的结构，其中包括宣讲神的道和守主餐”。5）并且，他们还认为“崇拜应使用会众能够明白的语言，而且应该安排让全会众积极投入。让所有的会众都能完全地投入侍奉”，6）将崇拜归给会众。

尽管改革家们都有这样的希望，但他们之间也有对崇拜的不同看法，“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继续保留罗马天主教的传统”。结果，他们在处理崇拜时有了三种主要形式：最保守的是信义宗和圣公会，基本沿袭传统崇拜；第二种较为中庸的是长老会，也称为改革宗；改变至巨的是来自清教徒传统的各独立教会，例如重浸派和贵格会，他们与过去的做法分道扬镳。7）

加尔文派的崇拜和《公祷书》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而设计这两套崇拜的人，就是站在那个时代浪尖上的弄潮儿—瑞士的改革家加尔文和英国的大主教克兰麦（Thomas Cranmer）。加尔文在1542年制订的崇拜仪式，成为欧洲各国加尔文教派崇拜仪式的典范；而1662年英国教会的新版《公祷书》，则“成为英国教会往后三百年崇拜仪式的蓝本”，8）它的最初设计者就是克兰麦，值得注意的是新版和最初的旧版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于改革宗和圣公会而言，这两套的崇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套崇拜程序的问世历程

一、加尔文派崇拜的形成

1、崇拜程序的形成过程

改革者加尔文最初在日内瓦传道和教导时，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崇拜仪式，也不用音乐。他在1542年所制订的崇拜可说是缘自逆境中的偶遇。他最初在日内瓦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被人逐出日内瓦，随后他到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那里不仅担任神学的教席，而且教导一群从法国被逐的信徒。当时慈运理的跟随者布塞珥（Martin Bucer，1491－1551）也在那里，他于“1535年开始在斯特拉斯堡修订崇拜仪式，设计一套新的形式。由于那个地方以路德会信徒居多，因此他的崇拜圣礼同时结合了路德会和慈运理教派的精神”。9）加尔文有机会接触到布塞珥的德语崇拜仪式，母语式的崇拜和新的程序势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将斯特拉斯堡仪式“译成拉丁文与法文，再经他修订之后，在教会中应用，尤其在主祷文十诫及诗篇之诵读，都有他的改编”。10）用他自己的话，他“借用了大部分的仪式”，作为制定1540年法语崇拜的参考。

因此，等他于1542年再次回到日内瓦时，便简化和修订了崇拜仪式的内容，“乃是要恢复早期教会的敬拜方式；但是他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当时并没有太多历史资料可作参考”。11）虽然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此举已经涉及到对初期教会最初崇拜的探索和思考，意义是重大的。他所修订的仪式就是日内瓦崇拜仪式。有学者认为这是加尔文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贡献。12）

2、在崇拜中对音乐使用

加尔文在崇拜中使用音乐有其思想转型期，而所用的音乐仅限于“韵律诗篇”也具加氏独特的神学见解。

加尔文最初对音乐的态度，是“赞成在家中和学校唱诗，但是极力反对崇拜时音乐，恐怕音乐令人分心，影响聚会。因此他解散了诗班，也不用任何合唱曲，他的信徒更拆除教堂内的管风琴”。13）他还宣称，凡圣经里没有教导的，不允许出现在崇拜中；而路德则说，凡是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皆可接纳。加尔文完全扬弃诗班及其所有乐谱文献。14）

他在日内瓦的第一次崇拜聚会就完全没有唱诗，然而有趣的是，他后来又抱怨整个聚会冷冰冰的。等他去了斯特拉斯堡后，在布塞珥的聚会当中，听见他们以德文咏唱诗篇，深深得吸引了他，他的态度就从排斥变得喜爱。他认为“基督教歌曲能培养敬虔的心，和营造崇拜气氛，所以他也提倡会众唱诗”。15）

但是加氏对音乐的使用还是相当谨慎，他认为“崇拜中的歌颂必须“朴素”和“谦虚”，因为目的只是敬拜上帝，不是表现个人”。16）因为“音乐只间接地是神的赏赐，因为音乐乃由人所创作及演奏，有属世的特色。故崇拜所用之音乐不能随便选择，必须注意它的能力和尊严，也须拣选适合崇拜主题之旋律”。17）同时他还指出，“音乐若脱离了基督信仰，便会沦为情欲的表现，不再是对神的渴望”。18）

在加氏的崇拜中，会众唱的诗歌只能是“韵律诗篇”。他反对罗马天主教那中复杂，冗长的崇拜仪式，与那唱不完的诗歌，只主张诵读诗篇，为便于会众记忆，将诗篇编入韵律。对他来说，只有圣经的话是合宜的，才配得颂赞神，反对唱由人写作的圣诗，他的目的是要表明他对圣经无上的尊崇。他以“法文写了数首有韵诗篇，配上葛莱特（Mattheus Greiter）和达赫斯坦（Wolfgang Dachstein）的曲调。还赞助翻译和出版了法语的韵律诗篇（metrical psalms，诗篇配以音乐，音乐的旋律特色是重复的音，如喃喃自语的诵经）以及一些颂歌，例如《十诫》和《西面之歌》，他的第一本诗集在1539年出现。19）不仅如此，他还”特别邀请法国宫廷诗人马洛德（Clement Martot）主其诗事，结果就有“日内瓦诗篇”（Geneva Psalter，1562问世），咏唱诗篇是没有乐器伴奏的”，20）由会众以无伴奏形式同唱。

为何是无伴奏呢？因为加氏认为“器乐在崇拜中没有地位，在旧约中，它是属于‘法律的阴影’（shadow of the Law），和真理完全没有关系，又是希伯来人在旧约中幼稚的玩意，成熟的新约教会却无此必须”，更甚者，他还认为“乐器乃由该隐堕落后，由他的后裔犹八所发明，故是罪恶的”。21）

值得注意的是，加氏崇拜中的音乐都是齐唱（unison），不主张复音音乐（polyphony），因为“复音音乐会危害圣经独一的意义”。22）可见加氏的良苦用心、对圣经尊崇和对音乐的谨慎。此外，因为没有乐器领唱，加尔文便“在教会挑选有音乐素质的儿童，训练他们组成诗班，让他们带动会众唱诗”，23）这样就保证了整个崇拜在行进中的衔接和次序。

二、英国《公祷书》的形成

1、它的设计者及其神学背景

圣公会的传统是一部书的传统：《公祷书》。没有其他任何的礼仪传统，像圣公会一样，在唯一的一份文献中一丝不苟地详述，崇拜的礼仪确定于一书之内。24）

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英国教会也加入了改革大潮。然而，早期英国的宗教改革有其独特的性质，它的动力是政治因素大于属灵因素。在亨利八世治下，英国教会脱离教宗（1534年），他与教宗决裂，原是政治的，与宗教不是有直接的关系。“他们脱离罗马的辖制，仍未有独立的崇拜方式，他们保有天主教许多礼仪，即不再是天主教，也不称纯粹的更正教会”25）。亨利八世自行来领导教会，成立安立甘教会（圣公会）。和加尔文派相似的是，圣公会的崇拜尝试走一条中间路程。它们保留许多过去的做法，弥撒在随后很长的日子没有任何变更。直到爱德华六世（1547年），强烈的新教影响方才得以进入弥撒中。

英国圣公会崇拜仪式的大事改革源自大主教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他决心设计一个真正改革的英国礼拜仪式，因此他把圣经放在每一所教堂内，以作为主日崇拜的诵读；并制作出版了第一版《公祷书》，26）名为《原始教会的崇拜》，27）于1549年6月9日圣灵降临节时首次发行，并在教会实际应用。其名称正好说明崇拜现在是“会众的”，而不再是神职人员的。这本《公祷书》以圣经和读经为崇拜的根本，“仪式务求简单，用英语敬拜神，使会众活泼而且富于理解地参加崇拜。这本书是参合罗马天主教、信义宗、慈运理派、加尔文派的礼拜仪式而成的”，28）把圣经的教训在整个礼仪上贯彻出来。克兰麦主张崇拜中讲解有序，在教导上去芜求真，“每句话都要清楚，每个动作是可见到的；而会众在歌咏、语言及领圣体宝血中要积极参与”。29）最重要的，是用当时人们懂的语言――英语取代拉丁文的礼仪文。

克兰麦在1532年任大主教，在1556年被天主教徒玛丽皇后定为异端处死。这本公祷书完全出自他一人之手，他有心改革，但为了避免革命与混乱，所以在改革方面力求温和，处理得非常谨慎，走的是改革家中的中庸路线，仍旧保存了大部分天主教崇拜的程序，唯一不同的乃在圣餐祷告的内容。他原本随从天主教的教义，包括圣礼的神秘因素（如“圣餐的变质说”），约在1546年，他才真正纠正他的信仰。克兰麦为了力求崇拜的简单，“将宗教改革前礼仪中优美的部分除去了。可是圣诗删除得太多，讲解和劝勉部分又太占时间”。30）

《公祷书》的初版即需修订，因为克氏对信仰要加一番解释，所以在1552年他对初版作了修订。这次《公祷书》的改版，是以加尔文派的方针加以校正而成的。31）“弥撒”一词在崇拜中被完全删除，司职人员禁止穿着法衣，祭坛被主餐桌取而代之，使得圣公会的崇拜有了更深入的改革，并为后来的多次修订奠定了较为完整的坚实基础。

2、它的多舛命运及最终定型

英国教会《公祷书》的命运似乎总是和政治相连，也许这和英国特殊的因政治原因而进行宗教改革有关。1552年的公祷书发行之后12个月，爱德华六世逝世，由史上成为“血腥的”玛丽继位（1553－1558），因她是天主教徒，故此立即将这公祷书废除，天主教的信仰和崇拜又复苏。玛丽死后，英国王位又由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继承，她为了医治破碎的国家，接纳了各个教派的信徒，并且督导修订《公祷书》，修正的幅度不大，只有五处，于1559年完成。

1604年，《公祷书》又有一番修订，这次是雅各王发起的。在这修订本内，增添了信仰纲要，并强调圣职人员的合法权。基督教既是国教，所以《公祷书》十分重视君权。事实上，教会是在政治压力下受支配。（1611年，圣经的版本为钦定本，在英国的基督教是划时代的进展）。32）

由于清教徒运动的兴起和新的共和政府的组建，英国教会于1644年制订《崇拜指南》（又称《西敏寺规程》）。因此到了1645年，《公祷书》又被废除，《西敏寺规程》取代了《公祷书》在教会中的使用，圣公会采取了长老的体制。这是一种非礼仪的敬拜手册，没有固定的崇拜程序，合唱音乐和器乐曲完全被撇弃一旁。

圣公会公祷书真正的通用，“是在1662年修订的版本，由查理二世所恢复（a new Act of Uniformity）。主教和清教徒一同会议协谈，将反对的意见列表提出”。33）这次的版本和1552年的版本没有太大的差别，“成为今日英文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的基础”。34）

3、《公祷书》中的音乐

英国教会在圣乐方面是卓有贡献的，自1543年出版诗篇与灵歌集之外，1549年采用加尔文倡导的诗篇韵律。除会众唱诗外，诗班的发展也甚大，在大礼拜堂或称之为主教座堂有新的传统（cathedral tradition）。对唱的方式原为“圣乐曲”（Motet，圣经原文的多音曲，用于天主教），以后也有改造，称之为轮唱的赞美诗（anthem，溯源于对唱的圣诗antipphon）,可谓英国教会对圣乐最大的贡献。35）这些贡献应该说是和《公祷书》息息相关。

1552年的《公祷书》，不再将崇拜称为“弥撒”，天主教弥撒中的羔羊颂和祝福歌都被剔除。荣耀颂在礼拜结束之前，但是赞美与感恩的会众诗歌仍旧着重。36）虽然英国教会在清教徒掌权的共和时期使用了《西敏寺规则》，导致教会一度无人唱赞美诗，但是1662年的公祷书，把赞美诗一项列入崇拜仪式中，37）诗班献诗成为教会崇拜的常设部分之一。38）

虽然英国《公祷书》经多次修订，但作为圣公会各地教会的公共崇拜，都以此公祷书为普世圣公会的联系和合一的象征，亦是一个有法则的崇拜。39）迄今还是圣公会的崇拜、神学和虔修的瑰宝和精髓40）

以史为镜，继往开来――对两套程序的浅思和小结

1、浅思

从史学角度，加尔文派和英国《公祷书》的崇拜都是宗教改革的必然产物，宗教改革势必涉及崇拜仪式的变革；从崇拜学的角度，它们在崇拜的理念上是一次质的提升，形式简化而内涵深刻，重新确立神的话语在崇拜中的地位和以神为中心的崇拜架构；从圣诗学的角度，它们的兴起恢复了神儿女赞美的权利，为音乐带来新的形式，也为圣诗的发展做出贡献；从神学角度，这是神在黑暗的中世纪藉他仆人们之手所兴起更新信仰、苏醒灵魂的奇妙工作，使引颈企盼在崇拜中经历神的同在和恩典众多敬虔心灵得以满足，因为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计划和作为。

加尔文派的崇拜和英国的《公祷书》崇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出自同一个传统――中世纪的天主教崇拜。加尔文制订崇拜所参考的是布塞珥在斯特拉斯堡所制订的崇拜，布塞珥的崇拜是结合了路德派（信义宗）的崇拜，而信义宗则是改革时期崇拜上的保守派，基本沿袭传统的崇拜；41）大主教克兰麦制订的《公祷书》则直接大部分保留了传统的崇拜。故此可言，加尔文派的崇拜是间接的修订了传统，而《公祷书》是直接修订了传统。

既是同源，就必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重复的项目只是在次序的安排上有所调整，确切的说，应该是大同小异。除了在传统上的一些相似外，它们都注重神话语的教导，都持与天主教教义不同的圣礼观，都使用各自的语言，都看重会众在崇拜中的参与，都力求简要的形式和深刻的属灵内涵，这些都是伟大心灵共同的异象和努力的目标，是对外在繁琐隆重、内在腐朽空洞的传统崇拜的颠覆和重整，对各自的教派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它们也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和侧重点。最大的分别在于，加尔文可说是完全撇弃了传统崇拜中所用的所有音乐，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首创的“韵律诗篇”，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项安置在崇拜中；《公祷书》则保留了一些传统崇拜中的音乐，会众在崇拜中也唱韵文诗篇和其他诗歌，且有诗班献唱，可是并没有作为专项被列入程序中（早晚祷崇拜有专项）。此外，《公祷书》还有一个因着历史的特殊性而被收进崇拜的项目――为国王祷告。

从现在的眼光看，加尔文派的崇拜和《公祷书》的崇拜都有其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它们之间共同注重的内容――神的话语在崇拜中的地位和会众的积极参与等都应该是历代教会崇拜所当注重的。而它们也有自己的局限。经上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42）这里明了指出，教会的颂赞最少有三种形式：“诗章”、“颂词”、“灵歌”。加尔文的崇拜只使用“韵律诗篇”是一个创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诗章”形式的发展，但同时也是限制了其他形式的发展。而《公祷书》的崇拜在音乐的使用上范围较广，也推进了教会音乐的发展；相较于加尔文的崇拜，它更接近传统一点，在“讲解和劝勉部分太占时间”，43）在“道”与“礼”、“道”与“乐”方面的平衡似乎要需要再平衡些（加尔文派也存在这个问题）。

2、小结

我们藉着《圣经》44）和教会历史的发展可知，教会的崇拜是需要有程序。有了程序的崇拜才会有次序，有章可循、有则可依，不至于混乱。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绝对完美的崇拜模式。神的子民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遇、不同的神学思想或信仰背景都会导致崇拜理念有所不同。

怎样的崇拜才能让神得到满足，使神的荣耀得到彰显，是教会在设计崇拜时首要考虑的问题和重心。崇拜的中心是神，崇拜的对象是神。如果把崇拜形容为一台戏，所有的会众都是演员，惟一的观众就是神，他要享受子民的敬拜。因此，崇拜的设计就成了一个具有属灵性、神圣性、永恒性的问题。

历史就如同一面镜子，后人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明得失、知兴替。同样的，教会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心灵在他们的侍奉中留下许多宝贵的崇拜经历。作为信仰的后继者和传递者，后世的信徒都当效法他们的敬虔、借鉴他们的模式，作为属灵的资源，更好的在崇拜中与神相遇、相交。

中国教会大多数的崇拜都是沿袭老的宗派传统。当传教士们把福音传入中国时，无形中也把他们自身所处信仰背景的崇拜形式带入所建立的教会。虽然中国教会的现况是联合礼拜，但是客观的说，这些形式的影子仍然存在。当然每个形式都有它的可取之处，然而时至今日，教会也应重新反省自身的崇拜形式。许多形式一成不变地被沿用了数十年或上百年，不但了无生气，且时常成为教会发展的阻力。面对充满挑战的二十一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教会不仅考虑布道、植堂，更发展和推动了崇拜理念，不断尝试提升崇拜精神，并出现许多新的崇拜形式。因此，中国教会在崇拜的属灵建造上要和世界各地神的百姓并肩，一同深思、追寻、探索、考究，对现有的传统进行反思，制订更好、更适合中国信徒的崇拜，提升崇拜的质量，使得崇拜更合神的心意，让“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更深扎根，让信徒在崇拜的相契中更蒙恩。

注释：

1、韦伯著，孙宝玲译，《赞美进入他的院》，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04年5月，14页。

2、唐佑之著，《心灵与诚实》，香港：卓越书楼，1992年10月，111页。

3、韦伯著，孙宝玲译，《重寻珍宝》，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45页。

4、陈康著，《崇拜与音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77页。

5、韦伯著，孙宝玲译，《重寻珍宝》，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46页。

6、陈康著，《崇拜与音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79页。

7、同上

8、赫士德著，谢林芳兰译，《当代圣乐与崇拜》，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226页。

9、同上

10、唐佑之著，《心灵与诚实》，香港：卓越书楼，1992年10月，112页。

11、同上228页

12、唐佑之著，《荣耀三一颂》，香港：卓越书楼，1997年4月，39页。“加尔文在宗教改革运动的贡献，是发展法国的礼拜文（1540年），但他在日内瓦修订的礼拜文（1542年），其影响遍及瑞士、德、法、荷兰与苏格兰。

13、赫士德著，谢林芳兰译，《当代圣乐与崇拜》，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229页。

14、陈康著，《崇拜与音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81页。

15、何守诚著，《圣诗学》，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2年10初版，57页。

16、同上

17、罗炳良著，《圣乐综论1》，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5年11月4版，137页。

18、谭静芝编著，《圣乐文萃2》，香港：建道神学院，2005年7月初版，26页。

19、陈康著，《崇拜与音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81页。

20、唐佑之著，《荣耀三一颂》，香港：卓越书楼，1997年4月，39页。

21、罗炳良著，《圣乐综论1》，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5年11月4版，137页。

22、同上

23、何守诚著，《圣诗学》，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2年10初版，57页。

24、陈康著，《崇拜与音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80页。

25、唐佑之著，《心灵与诚实》，香港：卓越书楼，1992年10月，113页。

26、圣公会的崇拜是一个公共的崇拜，所以称为［公祷］。而用以崇拜特定的仪文，就叫做［公祷文］或［公祷书］。其主要内容分作两大部分，一是崇拜礼仪，二是圣事礼仪。李炽昌等著，《基督教会崇拜的重探》，香港：基督徒学会，1999年10月增订版163页。

27、同上，166页。

28、罗炳良著，《圣乐综论1》，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5年11月4版，143页。

29、李炽昌等著，《基督教会崇拜的重探》，香港：基督徒学会，99年10月增订版166页。

30、唐佑之著，《荣耀三一颂》，香港：卓越书楼，1997年4月，38页。

31、罗炳良著，《圣乐综论1》，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5年11月4版，143页。

32、唐佑之著，《崇拜真义》，香港：卓越书楼，1997年7月88－91页。

33、同上

34、罗炳良著，《圣乐综论1》，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5年11月4版，143页。

35、唐佑之著，《荣耀三一颂》，香港：卓越书楼，1997年4月，39页。

36、同上。根据《当代圣乐与崇拜》中的说法，《公祷书》取消了弥撒中的平安，这是错的，因为在程序的最后有明确的平安一项。另外，此书说在崇拜的开始是大家一起念十诫和慈悲经，因此丧失了原来整体的赞美和感恩…，这似乎也不正确，如果“原来整体”是指第一版的崇拜，资料显示克氏虽然删除了天主教崇拜中的一些音乐，但并不是完全不用音乐，在第一版中还可知他要求会众积极参与歌咏，在早晚祷的崇拜中还大量使用音乐，而第二版的修订重心又不是关于音乐…；另外，如果“原来整体”指的是原本天主教的崇拜，那就更不合逻辑，因为在原有的天主教崇拜中，会众根本就没有唱诗的权利，何来的整体赞美和感恩？故此，此说法值得商榷。

37、赫士德著，谢林芳兰译，《当代圣乐与崇拜》，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238页。

38、陈康著，《崇拜与音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81页。

39、李炽昌等著，《基督教会崇拜的重探》，香港：基督徒学会，99年10月增订版166页。

40、韦伯著，孙宝玲译，《赞美进入他的院》，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04年5月，14页。

41 陈康著，《崇拜与音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79页。

42《歌罗西书》3章16节。

43、唐佑之著，《荣耀三一颂》，香港：卓越书楼，1997年4月，38页。

44、《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 凡 事 都 要 规 规 矩 矩 的 按 着 次 序 行 。

（林孔华 学者 温州）

 摘自：http://www.be-word-art.com.cn/no38/document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