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就其现象而言，是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聚在一起敬拜赞美；就其使命而言，是基督徒奉耶稣的名，遵循耶稣的教导，传扬并彰显耶稣的名；就其内在结构而言，如同生命体的各个肢体彼此配合，相互关心，共同完成大使命。就每一基督徒来说，则是共同见证并领受神的恩典，密切自己和神的关系，在圣灵中不断成长的场所。保罗在《以弗所书》（4：15-16）中描述教会时谈到：“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保罗用人的身体来比喻教会。人们在理解这段话时通常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就是身体的头，各种职分如同肢体，各有职责，彼此配合协调，就能正常运转。如果肢体不服从于身体的头，彼此无法协调运作，那么，教会马上就陷入瘫痪。至于肢体之间的配合，耶稣作为教会的头是通过圣灵来控制并推动教会个肢体的运作的，如同人的大脑是通过神经网络来协调各个肢体的一样。按照这种理解，为了使教会这个身体能够畅通运作，教会就必须像神经网络一样设立等级分明的制度，从上到下，从中枢到各部位都是单方向的执行命令过程。这里，权威和制度便成了问题的关键。我们看到，这种理解一直主导着教会史上的教会论。但是，其中的成功和失败，我们需要作深入的总结和讨论。




早期教会从大公教会的建立开始就围绕权威和制度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大公教会的建立的整个过程中，权威问题是中心问题。当时的基督徒社团都是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广传福音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使徒权威很自然地被确立了起来。但是，使徒们相继去世，如何继承他们的权威呢？显然，如果使徒们是拥有权威的，使徒们在圣灵带领下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就带着权威性的。也就是说，他们传讲过的耶稣、他们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他们在传福音时的各种事迹等等，通过文字的形式而流传下来，而这些文字是带着权威性的。这就是《圣经》的形成。因此，我们说，使徒权威和《圣经》权威是一体的，是教会的基石。




但是，如何才能维护使徒和《圣经》的权威呢？公元五世纪，在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和日耳曼民族南侵掠夺的形势下，罗马教会被迫肩负维持教会生存和社会稳定的双重责任，建立了一种政教合一的教皇体制。这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从上而下的管理机构，除了维持教会的宗教活动之外，还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等。在罗马教会，教皇体制是教会生存发展的关键。教皇体制认为，教皇继承了使徒的权威，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教会的绝对权威。而且，《圣经》权威和使徒权威是一体的，因而教皇理所当然地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




教皇体制把教皇等同于使徒/《圣经》权威，这种做法给教会和社会都带来严重的后果。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主要针对的便是罗马教会的教皇体制。路德认为，我们必须回归使徒/《圣经》权威，回归大公教会传统，废除教皇体制。这场宗教改革把当时的罗马教会（涵盖整个西欧基督教）一分为三：天主教（继续保持教皇体制）；路德宗（后成为德国国教）；改革宗（以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教会为主体）。天主教坚持教皇体制。路德和加尔文反对教皇体制，废除教皇职位，所以被称为“新教”（或更正教）。一般地，新教教徒称自己的教会为基督教，以别于天主教。




路德和加尔文都宣称要回归《圣经》权威。但是，如何贯彻《圣经》权威？早期大公教会在制度上是松散的，没有留下可依据的定制。教皇体制已不可取。加尔文试图以圣餐为中心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但这种努力失败了。路德宗则走向国家主义方向，用国家机器统一教会。新教运动坚持三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仰”、“唯独恩典”），在教义上是统一的，和天主教清楚划线。这里的关键点是《圣经》权威如何具体落实。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路德从三个“唯独”出发，宣称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也就是说，基督徒不需要对着小窗口通过神父来亲近神，只需凭着信心直接领受神的恩典。因此，教会是由一群彼此平等的祭司组成的团体。这些“祭司”都奉《圣经》为权威。路德为此全心投入《圣经》翻译工作，目的是让每一个德国基督徒都能够直接阅读《圣经》。当《圣经》被译成各种语言，从而每个基督徒都能直接阅读时，如何理解并解释《圣经》就摆在基督徒面前。我们注意到，新教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向，即所谓的查经班活动，比如瑞士的兄弟会，德国的敬虔派等等。这些新教派别虽然在神学和教义有一些偏颇，但它们突出了新教运动因人人皆可解释《圣经》而引发的《圣经》权威问题。“唯独《圣经》”要求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直接面对、阅读、理解《圣经》。然而，当人们在阅读《圣经》而出现不同理解时，应该奉哪一种理解为标准（权威）呢？——牧师？主日学老师？神学家？还是其他什么人？无论把权威给哪一个人，《圣经》权威就被让位给了某人的权威。因此，要维护《圣经》的权威，我们必须时时回到《圣经》中，充分尊重不同的理解，进行真诚而深入的讨论，并在讨论中让神直接提升我们。这便是查经班的实质。




看来，新教教会中的查经班运动实质上是《圣经》发挥其权威性的根本途径。《圣经》权威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基督徒生命的出发点。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具体的人，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他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理解能力出发去阅读《圣经》。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理解能力都是独特的。因此，基督徒在阅读《圣经》时有不同的理解是正常的事。马丁路德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只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出现的分歧是允许的；任何人的理解都不能凌驾于他人头上，强迫他人接受。基督徒在面对《圣经》时必须养成平等讨论，相互尊重的气氛。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圣经》权威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持。




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理解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因而关于《圣经》的理解也必须辨别真道和异端；比如，早期教会在教义上的争论导致了大公传统和异端的对立。当然，新教传统强调对大公教会传统的继承。但是，新教传统强调《圣经》解释平等权；这一点不同于大公传统。这里的平等权是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基础上来说的。也就是说，《圣经》本身是无误的，而我们的理解则可能错误。正是在查经的过程中，神通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提升我们的理解力，纠正我们的错误。在这一思路中，所有的大公会议决议（包括新教的各种信条）只是对《圣经》的一种理解，其地位绝不能等同于《圣经》本身。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谈论关于《圣经》理解的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在一定传统中解释《圣经》，因而受制于某种理解。但是，任何传统都仅仅提供一种理解，而不是唯一的理解。




强调《圣经》解释平等权会不会导致随意解经呢？我们指出，这里说的平等权是以《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在这一“信念”中，《圣经》乃是基督徒生命的出发点。对于基督徒来说，如何理解《圣经》和自己的生命攸关，因而不敢“随意”。当然，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人（甚至很多自称为基督徒）“随意解经”。对于这些人来说，《圣经》仅仅是一本书，可以任由读者解释和评论，作这般或那般的理解对他们的生命来说都无所谓。《圣经》和这些人的生命是脱节的。《圣经》对他们没有权威，因而可以随意解释。因此，“随意解经”并不享受解释平等权。




《圣经》解释平等权要求基督徒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的基础上“用爱心说诚实话”，进行真诚的对话。在一些查经班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可交加”的争论。其实，争论本身体现了解释平等权，是一件好事。不难理解，人们之所以进入争论，乃是因为自己的理解和对方的理解相冲突。争论的实质是通过论证把自己的理解清晰地表达出来，让对方能够理解。但是，争论者往往掌握不好这个尺度，进而把争论当作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方的手段，从而使争论超出了自己的权限，践踏了解释平等权。显然，如果彼此的理解是平等的，双方都没有权力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理解。查经面对的是作为神的话语的《圣经》，参与者的理解都需要神来提升。当有人把自己的理解置于他人之上时，这个人的理解就趋向封闭，拒绝神的提升。保罗强调“用爱心说诚实话”，意思是，我们在教会交往中应该明确而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目的是在交流中共同地让神提升。查经班成员因理解不同而形成的那种张力关系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关系。




我们还注意到这种情况：有些基督徒坚持自己的《圣经》解释并发展出一套学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理解，而其他理解都是错误的；因此，对于他们的学说，人们只能学习接受，不能平等讨论。这种自以为拥有真理的态度和做法粗暴地践踏了解释平等权。结果不外有两个。其一，作为真理拥有者，他们不再需要神的提升。其二，他们不尊重其他基督徒的《圣经》理解，所以他们的理解也就不被其他基督徒尊重。前面指出，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权威是在《圣经》解释平等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践踏《圣经》解释平等权等于践踏《圣经》权威。




有人认为，《圣经》权威在于我们个人熟读《圣经》。我们基督徒总有单独地读经习惯。但是，这种个人查经不能取替查经班里的查经。我们谈到，基督徒作为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力的角度去阅读《圣经》。这种查经当然也能感受到神的提升。但是，这只是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圣经》。如果一个基督徒长期不参加查经班活动，那么，他就会不断强化他个人的对《圣经》的单向理解，以至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走向僵化，拒绝神的带领。这是一种对《圣经》解释平等权的轻度破坏。




总的来说，新教教会从“唯独《圣经》”出发，确立了《圣经》解释平等权，并通过查经班而在教会管理和基督徒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建立起《圣经》权威。我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教会内的查经班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活动，而是新教教会得以存在的纽带和发展的动力。




没有查经班，《圣经》权威就是一句空话。




　

摘自：国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