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培训事工与团队事奉

何俊明 著 

一位是华人的资深牧者，对普世宣教有广泛认识，另一位是国内领袖，对国内教会了解至深，他们都同样提出中国教会目前最需要是培训工人。可见培训教牧人员事工是必须的。至于他们两位所提出的内容，目前在中国已在进行中，但仍有不少缺乏之处。

1807年9月7日英国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从此开始了基督教第四次在中国的宣教行动。从1807到1842年之间，来中国的西教士人数不多，有英国、荷兰、美国三国的宣教士，他们代表英国伦敦会、英国圣公会、荷兰传教会、美国长老会、及美国浸礼会等差会。因着中国政府以文明大国自居，排挤西方人，又实行苛刻的宗教政策，加上当时的中国人看西方人为「番鬼」，不接受西教士所传的耶稣，因而当时的布道工作不易为。于是，这些西教士们采用的宣教策略是文字宣教 (包括翻译圣经、出版书籍、小册子)、分发传单、办学、及医疗宣教等。经过七年艰苦耕耘，才得到第一名果子蔡高在澳门受洗。到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前，宣教士所结的果子，包括在南洋地区所结的果子，才约有150名。这150名信徒中，其中大部份在南洋的马六甲。

因着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中国政府被逼签订了南京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及宁波五个港口让英国人及其它外国人在其中居住、经商、建教堂传教。因着这条约的缘故，带给宣教事工一些方便。1858年再签订的天津条约准许外国人到中国各地旅游、传教、又包括对宣教士及信徒的人身保护。因着这些条约的缘故，西方宣教士来中国的人数大大增加，差会的数目也相应增加。到1907年「百年宣教大会」时，据报在1906年在中国的差会已有82个，西教士3,833人，华人传道6,961人，信徒178,251名。因着西教士的数目增多，加上华人传道人的努力，而且福音已传入内地，因此，这段时期的宣教策略也有所改变。除了仍使用原有的文字宣教、分发单张、办学、及医疗宣教外，宣教士在社会服务及改革社会如禁妇女缠足、禁烟、赈灾等都有贡献。在布道植堂方面，中国内地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文字宣教方面，广学会的设立及万国公报的发行能广泛接触知识分子。

1900年所发生的庚子教案（即义和团事件）是中国人对多年来受外国人的欺侮的一个反应。这次事件使数以千计的西教士、中国信徒及孩童遭难。1922年在上海成立的「非基督徒学生同盟」及1924年成立的「反基督教大同盟」都是中国人排外的表现，西教士觉醒中国教会应走向本色化，为了使中国教会本色化，培育中国传道人是当务之急，宣教策略也稍作变化。已在各地开设的神学院纷纷努力培训中国教牧人才。在庚子教案前，凡读过私塾的，或者有小学程度的，就可以入圣经学校，或神学院。庚子教案后，教会需要更好的传道人，因而圣经学院及神学院收生的程度都相对提高，而课程也较系统化。

1949年中国的政权改变，虽然这50多年来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因着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而且文化趋向多元化，加上九十年代在全国各大专院校所掀起的「基督教热」，使基督徒的人数继绩上升。

从马礼逊来中国到今天，两百周年已届，中国的基督徒数目有多少呢？据中国基督教协会于2006年所公布的官方数字是约1,600万，这数字已包含了家庭教会的人数。但是据一些保守估计，中国基督徒人数已达7,000万。德国福音新教 IDEA 新闻社更估计有一亿之众。不论是以那一个数字作准，今日中国基督徒的数目已比二百年前多了很多倍。

面对中国教会这广大的需要，及面对在中国的各样异端邪说，未来中国宣教事工的挑战，培训工作已成了公认的事实。本文先从培训工人的必须性开始讨论；继而概述中国教会本身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及讨论其弱点；进而讨论海外教会可考虑参与的部份；最后讨论团队合作的可能性。

一. 培训工人的必须性

西方宣教士来中国之初，主要的目标放在传福音及建立教会，培训适合中国需要的教牧人才没有被定为首要任务。因着中国国情的需要，西教士开始意识培训中国教牧的必须性，于是着手将培训教牧放在宣教策略中。据汤清的报导，西教士在中国最早设立的神学校是倪维思与北美长老会于1862年所建立的。1864年狄考文创办的学校（即文会馆前身）是以训练教牧为目的之一。时至今日，从各处的呼声看来，培训适合中国教会使用的工人仍然没有改变。

王永信牧师在回顾两百年中国宣教历史后，在谈到中国教会未来的前景时，曾表示中国的教会与信徒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已作得相当不错，因此，他认为中国教会最急切需要的是装备和培训工人。言下之意是，中国教会经过多年的挣扎成长后，现在已到了有能力自传及建立教会的地步，海外教会已经可以放手让中国教会自传。但是，在建立教会之后，极需要有合用的教牧人才来带领教会，可是，培育合用的教牧人员这事工暂时是中国的教会所无法独力完成的，需要外来的帮助。在同一篇文章中，王牧师提议在情况许可下，应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五大区内，各区内有一所够水平及够规模的福音信仰神学院；而每一间神学院又各自在本区内负责十个或以上培训点。

另一位中国教会领袖在华传路第57期中也强调中国教会正面临工人荒，在面对二十一世纪的需要时，正急需的是积极培育各方面的事奉人才他更提出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神学体系。该文章作者又提出他所设计的五个层面全面型神学教育模式，而这五个层面是从上层影响到下层。第五层是研究院，目标以研究中国教会及神学教育的需要，并推动事工。第四层是神学教育，主办多年制度策略型神学训练，重点在训练高层传道人。第三层是工人培训，专门负责一至两年制的普及训练，训练基层传道人。第二层是培训义工，专责训练义工去带动平信徒参与栽培信徒。第一层面是平信徒栽培，实行全面性训练信徒，以获得万民为栽培目标。

以上两位中，一位是华人的资深牧者，对普世宣教有广泛认识，另一位是国内领袖，对国内教会了解至深，他们都同样提出中国教会目前最需要是培训工人。可见培训教牧人员事工是必须的。至于他们两位所提出的内容，目前在中国已在进行中，但仍有不少缺乏之处。

二. 中国培训事工概况

中国教会主流仍是以登记的教会（即官方教会）及没有登记的教会（即家庭教会）两大类为代表。这两类教会都需要培训教牧人员来带领教会。

据1994年英文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访问丁光训主教的讲话中，丁主教认为虽然中国当时已有超过700万的信徒，而且从1991年起，每两天就有三所新建成的教堂或重建的教会，但是丁主教不认为教会增长是中国教会当务之急，反而是提高信徒的素质。为了要提高信徒的素质，就必须先提高神学生的素质。

为了提高信徒的素质，中国基督教会在三方面朝向提高教牧素质的行动。首先，中国教会设立神学院、圣经学校、神学班、培训中心、培训班等专责培训教牧人员。据中国基督教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现设有12间神学院、6间圣经学校、1 个神学班、3间培训中心、及1 个培训班专责培训教牧人员。这些神学院校中有属于全国性的如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向全国招生；有属于大地区性的如沈阳的东北神学院等向大型地区招生；也有属省级的神学院如在福建福州的神学院专责在本省招生。从该网站可查考的资料看来，自1981年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复课以来，至今全国所有神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不会超过3,000人。若以这数字看来，即使所有毕业生都投入教会事奉，每年也只增加一百多名教牧人员。目前在供读的学生，可供查考的数据不超过2,000人 。学制方面，包括有神学硕士学位及神学学士学位课程；课程除了圣经及神学外，也包括文化、历史、哲学等科目。

除此以外，中国教会也开办短期培训班来满足教会的需要。为了面对不断急速发展的农村教会的需要，这些短期培训班专门培训在农村中负责牧养工作却没有受过正式神学训练的义工以解决牧养的需要。

第三方面，因着中国日益强大，很多知识分子也走进了教会，为了面对牧养这一群体的需要，两会也差派年轻教牧及神学教师出国进修。

虽然中国基督教两会已尽了不少力量去提高教牧素质，他们仍有师资不足、神学教育者比较年轻、经验不够、图书馆存书量严重缺乏、及将神学教育与神学思想建设结合等四方面的困难。在师资方面，中国基督教网站所提供可查考的数据，各神学院的专职老师总数不超过200人。另有一些兼职老师。虽然师资不足，但在减少异端邪说对中国教会的不良影响的大前提下，中国教会却又尽量减少外来的援助，以致难上加难。虽然中国教会不断差派年轻教牧及神学院教师出国进修，但在教会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所培育出来的人才仍不足够应付这大趋势的需要。在图书馆藏书量方面，全国最大的神学院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也只有50,000册，其它神学院藏书则更少了。两会近年来虽已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工具书，但是仍然缺乏很多传道人必备的工具书。

家庭教会同样看见培训工人的需要，因而有「旷野神学院」的成立。赵天恩牧师在「灵火淬炼」一书中有一段相当详尽的说明。这事工是一群华北家庭教会的领袖所开始的。他们先在1984年进行培训，一年间就训练了千多人，每期训练以五天到七天不等，课程着重在传福音及建立教会的方法及步骤。

这些受过训练的信徒在投入事奉后清楚有神呼召，「旷野神学院」就在1985年开始以这些人为培训对象，每期训练为期约两、三个月，教师都是游行布道者，教材由自己编写及印刷，数据来源包括精选海外书籍的材料、节录广播而来的神学及圣经课的内容，课程重心是耶稣生平，以讲道方式授课，要求学生将福音书中耶稣生平重要的经节背诵下来。

其它地区的家庭教会也仿效这模式培训工人。不过，在学制及课程方面多了一些调整。训练期改为一百天，每日活动由早上六时半至晚上十一时，这样，在这一百天中，学生已上了一千四百小时的课。课程内容分成两大部分：以建立生命根基、护教、及认识异端，以祷告交通贯彻整个训练。学生毕业后必须接受差派到偏远地区，或是到大部份人仍未听过福音的地方建立教会。

随着时代的转变，家庭教会的培训课程也相应起了变化。多数培训采取两年制住校式；在一些大城市中，也有四年制的住校培训。除住校模式外，也有很多专为在职同工的短期密集培训。接受培训者需经过极其严格的筛选才能参加培训。课程方面也越趋向系统化及专门化。师资方面，有资深家庭教会同工及海外老师担任，也有不少由刚毕业的学生担任。图书方面是极其缺乏的。

家庭教会的培训趋向系统化及专门化，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在课程方面仍有改进的必要。艾鸣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家庭教会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教会发展的重点侧重宣教，缺乏神学训练，因而教会发展失去平衡，教会应大力筹建各类型的神学班，为建立教会输送人才。在师资方面，家庭教会虽有海外老师支持，但是有受训者告诉笔者，有不少培训班只办了一年就停办了，主要原因是没有老师，培训班被逼结束。这方面的弱点其实是可以改善的，如果不同家庭教会系统的领袖们以神国度为念，放弃各自为政的心态，努力促进灵里合一，以天国胸襟办理教会的事，师资缺乏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开办培训班时，考虑到其它缺乏师资的教会，愿意开放接受其它系统的同工及信徒参加他们的培训班，这种以天国胸襟来互补互助是极美的见证。另外，老师当中有不少是刚毕业的学生来担任，这些老师有知识，有热诚，却缺乏牧养经验，是非常可惜的。在图书方面，也是极度缺乏。笔者曾到过一些培训点的图书馆参观，发现工具书奇缺。有些培训点的计算机是非常旧式的计算机，即使给他们一些工具书的光盘，计算机也不一定能使用。

中国大陆的教会在培训工人方面，已经花了不少工夫；但是，从山东神学院院长高峰牧师的自我评估看来，中国官办神学院不论在师资、图书、课程等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家庭教会办的神学班虽在培训方面不断改善，但在师资、图书、课程、及设备方面都不足。因此，在面对中国教会第三个世纪的挑战时，培训工人仍是首要任务，而这任务是海外教会可一同参与的。

三. 海外教会可参与部分

为了帮助中国教会培训教牧人员的需要，近年来已有不少海外教会包括华人、韩国人、及其它国家的教会纷纷投入培训教会工人的事工。三自教会在其特殊情况下，不轻易向外征取援助。因此，海外教会的投入多以家庭教会为主，而本文主要以讨论家庭教会培训为重心。

为了要帮助中国教会培训工人，海外基督徒适宜在中国教会最需要外来帮助的地方参与，一方面不会在一些中国教会已能够承担的事工上重复，以致浪费资源；另一方面，也不会造成中国教会对外面援助的依赖；而且，在中国最需要的科目上提供帮助，将会产生更大的果效。以下谨提出一些浅见供各位参考。

1. 圣经及神学方面

从海外到中国参与培训的同工，大多数都在圣经及神学方面培训，这是极需要的，因为中国教会仍需要在圣经及神学方面的教导。有些圣经的书卷仍需要外来老师的教导，如诗歌智慧书是比较难的，海外教会可在这类书卷上协助中国教会。此外，海外教会可考虑作神学师资培训，使一些受训过的领袖可继续培训人。

2. 专门科目

中国教会除了在圣经及神学方面需要海外的援助外，也在一些专门的科目上如宣教学、基督教伦理学、教牧心理学、儿童主日学、婚姻与家庭、实践神学、个人卫生等方面更需要协助。笔者在中国培训时，曾有家庭教会邀请笔者讲解基督教伦理学。在另外的场合中，笔者也被邀前往培训宣教学，如跨文化福音事工、如何训练宣教士等科目。也有些教会表示有心投入普世差传事工，却不知道该如何入手。由此可见，中国教会正急需一些专门知识方面的训练，而他们是暂时还没有足够装备以应付的。但是，海外教会这方面的人才不乏。海外教会如能在这些专门的科目上贡献自己的专才，对中国教会未来的增长有莫大益处。如果一些差会能用自己的专长，在中国设立宣教训练学校，对中国教会投入普世差传事工，有极大益处。

3. 宣教经验方面

近来有不少中国教会对回宣有兴趣，有些家庭教会已差派人到了巴基斯坦及中东等地。他们的经验是这些国家的人对中国人较为有好感，比较容易接受中国人，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负责训练及差派这些中国宣教士的领袖表示，中国人因为出国的经验少，对接触外面文化的经验较弱，加上现在作的是跨越文化事工，而且缺乏管理宣教士的经验，因而在投入普世差传的路上是难上加难。海外教会也许有宣教士在这些地区事奉，如果能将本身的经验与这些中国宣教士分享，扶他们上路，对中国教会投身普世差传必有帮助。

4. 工具书方面

从上文已看见不论官办神学院及私营神学院都缺乏够用的工具书。虽然两会已在近年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工具书，但是仍不够。即使有工具书，仍需要有人指导中国教会信徒及领袖使用工具书的方法。目前已有不少工具书可从互联网下载，提供给中国教会；海外教会可以陆续将有用的工具书制作成简体字档案，然后放在互联网上，让懂得上网取得资料的国内同工及信徒可得到帮助。在一些较偏远的地区，因为上网不便，而且不太熟悉使用计算机，海外教会可以将已在互联网上的工具书制作成光盘，然后转送给国内同工及信徒，并指导他们使用的方法，是有效的解决缺乏工具书的方法之一。

5. 网络培训方面

现在已有不少海外教会使用录像将授课情形造成光盘，这些光盘可有助解决中国教会因缺乏师资而有时要面临停课的情形。海外教会已在这方面开始了，但可以更积极，这样会减低培训教材的不足，而且可使培训事工不致因种种缺乏而停顿。

6. 国外培训

韩国至少有两间专门提供给从中国来的学生系统性的神学训练，学生毕业后将回中国事奉。这类型的培训在菲律实、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也有，只是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不纯是从中国大陆来，而是大陆学生与当地学生混在一起上课。这类型训练的好处是训练的环境自由、师资来源较充足、图书藏量较丰富、学生又可以较专心学习，将来毕业后可增加中国教会教牧的人力。

四. 配搭事奉的建议

中国培训事工既是必须，中国及海外教会又均已投入于同一目标，因此，团队配搭事奉是必然的。以下提供一些个人对这方面的浅见供参考。

1. 建立互相依赖

中国地域广阔，需要大且多，绝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可以完成使命，因此，在面对这大时代的需要时，参与中国事工者必须学会互相依赖，使命方能完成。在谈到互相依赖时，有几个层面需要注意。

首先是海外教会与国内教会层面。海外教会既热衷协助培训中国教会教牧人员，而且已经付出不少人力、时间、及金钱；而中国大陆的教会也已经努力了多年。海外教会应该学习对中国大陆教会培训能力的尊重和信任，绝不能有认为中国大陆教会仍未有能力负责培训合自己用的工人。有这种不尊重的心只会带来团队配搭的障碍。海外教会适宜对中国大陆教会已作的工作加以肯定、接纳、及提供意见，使他们可以作得更有效。而在中国大陆教会暂时缺乏能力承担的部分，尤其在专门学科方面，海外教会在征得家庭教会的认同后，将己方的专长贡献出来，为中国教会培训事工的全面型及多元化提供帮助。

第二是不同国籍的海外教会层面。目前既已有不少国家的基督徒已投身培训中国教会教牧人员，海外教会宜互相尊重，将自己的恩赐及专长互补互用。目前笔者所事奉的韩国世界宣教神学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神学院既在韩国，自然有韩国同工，除此以外，也有各地华人同工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同工。最近我们再思想邀请韩国华侨加入团队中。这样会留下美好的见证，而且可以恩赐互补互用。韩国同工有这提议的主因是韩国宣教士觉得即使有再强的中国语能力，可能也会因血缘及文化背景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会比不上华侨。因为华人本身就会操华语又熟悉中国文化，会比其它国家的宣教士强。最近笔者在国内与两位韩国宣教士交通时，他们也提出同样的理由，希望华人能更积极投入同工。这是很美的见证。笔者也在菲律宾及泰国接触到一些神学院在培训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的师资几乎都是世界各地华人，这也是很美的见证。

第三是不同机构配搭的层面。笔者曾参与不同差会及机构的中国培训事工。任何一个机构既不能提供足够人力满足中国的需求，机构开放自己的工场，邀请其它机构的同工参与，这样国度观是非常美好的。被邀请参与的友好机构同工在相同的大前提下参与别机构的事工，也不计较用了自己的人力、时间、金钱，而作了别机构的工作，也是国度胸襟的表现。

2. 保持畅通沟通

中国事工因着其特殊情况，往往参与者都保持某程度上的机密，一方面是保护在中国教会的同工及信徒，但也可能会有山头主意的成份在内。因着这种情况，往往我们只知道对方在作，却不太了解对方在甚么地区作些甚么，另一方面也因着相同的原因而不敢太主动了解对方的事工，导致重复事工及浪费资源。参与中国大陆培训的机构若能定期举行交流会，大家在较为敞开的气氛下沟通，了解彼此事工的内容，以达到互助互补，使中国培训事工更畅顺有效。

3. 向西方差会学习

宣教历史学家芮陶赖（Stephen Lattourette）在中国宣教史（His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一书的总结中曾表示，虽然不能排除西方宣教士中有宣教士为了增强个人的荣誉、差会的利益、宣教士差派国在中国的权力而宣教，但整体而言，宣教士都是以无私的爱来中国宣教。相信我们都会觉得芮陶赖言之有理，我们或许见过西教士以老板心态对待中国同工，也遇见山头主义的西教士，但这些都是部份西教士的问题，并不能一概而论。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要承认有许多爱主、为中国人归主而甘心放下家人、流血、甚至舍弃性命的西教士。笔者曾得过不少西方宣教士在管理宣教士方面及训练宣教士方面的鼓励和帮助，实在获益不浅。当笔者每次向西差会请教，及要求提供数据时，他们都乐意提供，亳不吝啬，并允许可以译成中文使用，这种满有神国度的胸怀，实在值得我们效法。

摘自:http://www.jidunet.cn/content/200711/112N4E2007_2.html